狗友搞好关系，300多元也只是洒洒水，一两顿顿饭的工夫就消耗完了。老王和老曹比较节省，1星期才花完；波波最省，半个月后竟还剩100元。

    我挣的少，即便再节省，到月底李叔照例给我下个月50元生活费时，也只勉强剩下5元了。

    暑期结束后，我们已不知不觉进入最后一年的学习时光，即大三。

    大三的课程已不如之前多，每周课程很有限，但课程分布很不均匀，有时候一天3节课，有时候一天只有1节；有时候是早上，有时候是晚上。因为课程变少，教室也不再跟大一大二一样过于随机，而是基本固定在几个教室之间。不过因为每天的课程安排不固定，因此，课表仍是必不可少的提醒。

    新学期一开始，大家上课都还算积极，虽然教室里坐的人东倒西歪，认真听课的没几个，但只要人出现，便是对老师教学的最大支持。然而，这种情形往往持续不了多久，一个月后，逃课缺勤、早退的情况便经常发生了。

    有些老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些老师则会通过点名去约束大家（点名记作平时成绩），但不是每次都点名，而且点名有时放在上课开头，有时放在课程结尾。有些侥幸的同学，满不在乎，赌今天老师不点名或让别人代替喊“到”——当然，不是每次都能得逞；有些不愿平时成绩丢分的同学，就老老实实随堂上课，用趴着睡觉或台下做小动作来消磨时光。

    一周有2-3次晚上上课的情况，而且基本都以专业英语为主。教英语的男老师很和善，基本不点名。因此，选择专业英语课逃课，成了众多逃课生的默契。有时候，面对不足三分之一的同学，男老师也会无奈地笑笑。但笑归笑，他从不以此向大家做“扣学分”的要挟，只是善意提醒大家：“平时不用功，考试很可能不及格。”

    波波一直是学习的积极分子，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没缺过课。然而，十一才过去两周，某天晚上上专业英语课时，波波的身影却“消失”了。下课回到宿舍，也不见他的踪迹，这使我大为惊异。晚上11点半时，才见波波回到宿舍。一问才知道，他最近找了一份在烧烤店做兼职的工作，每天从晚上5点一直干到晚上11点，管一顿晚饭；每月工资500元，按季度结工钱。

    我和王文彬都挺羡慕，忙问波波烧烤店还招不招兼职。

    第二天上工时，波波便把话带给烧烤店老板。老板很认可波波的干活态度，而且恰好赶上生意旺季，于是欣然同意。

    第三天晚上有英语专业课，我和王文彬已经答应了波波，便双双决定逃课。

    跟随波波走路近20分钟，到了烧烤店，跟老板打个照面，老板便安排一个女员工招呼我们先吃饭。此时不是饭店，但因为店里还不忙，便成了店里的默认规定。这一顿过后，至晚上11点，便再没有饭可以吃了。

    我和王文彬不饿，不过考虑晚上要干到很晚，便强撑着，扒拉了一碗米饭。波波已经干了两周，跟烧烤店的员工基本都熟识了。招呼我们的女员工是专门负责点餐的一个小姑娘，个子不高，穿着很朴素，表情很腼腆。来烧烤店不久，只比波波早3天。

    老板简单给我们两人做了分工，每人负责5桌客人，包括上菜、收拾餐桌垃圾等工作，王文彬负责1号-5号桌，我则负责6-10号桌。

    我之前在初中同学那里卖过烧烤，按说这次轻车熟路，然而不知道是因为心里作祟，不想跟之前一样累，还是因为纠结学习的问题。对于老板的安排，我有些过于“想当然”了，即只要服务好这5个桌子就行，这几桌之外的客人，我只要“冷眼旁观”就行。

    王文彬负责的5桌客人比较多，因此他走来走去的，显得很忙碌；而我负责的几桌，因为客人少，则显得很清闲。波波干的工作和我们差不多，但他的角色有点像总指挥兼总执行，是他的号桌，他上前；不是他的号桌，他也忙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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