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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汉是刘备光复的，但是东汉末年地方上豪强集团基本盘，早已是冰冻三尺。

    刘备创立亨汉后，七年就撒手而去了；而后二十年，虽然有名臣辅助，但太宗（刘禅）以仁，对麾下众臣多以训斥为主，而非行雷霆杀伐。

    故在亨汉中后期，就依旧是魏晋那个鸟样子。

    “心”就是人所想，“天道”就是客观规律，就是允许包括人在内的万事万物所行的可能。

    亨汉后期，当世家大族用五石散、清谈来追求心灵超脱；而百姓则是在佛像前寻觅慰藉，而不注重“天”。随后天下大乱，这就是“天心相悖”所产生的。

    近代大儒们批判亨汉末期怪相：自上而下，都没对天道社稷，产生一个正确的态度。

    而“天心相合”的标准是：百姓对脚下的社稷细心灌种；而士大夫要操持正业，天子和各地宗族族长，掌握“祀”要恪守礼法。时刻要端正自己的态度，防止与“社稷”相悖。使得稳定体系产生“病”相。

    而本朝就是按照“天心之争”纲领来治国，至今已经是四百年了。

    大儒们把这个世界自上而下的总结，将所有的人道纷争都归结于“天心相悖”。

    故，宣冲用前世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是有“大众和精英的矛盾”；但是本朝的百姓士大夫们则完全没这个概念，他们的思维中只有“天心相悖”。

    所谓“心”，就是士大夫也好，百姓也罢，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但是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让自己的“心”和“天”相悖。

    不存在士大夫对百姓压榨的概念，倘若有人对着百姓阐述压榨，那就是故意教唆，试图制造“天心相悖”。

    而百姓若是履行种田种地“天职”，却因为苛捐杂税活不下去了。“天心相悖”理论就会把问题找到了统治阶层身上。

    …宣冲恍然：这社会理论的核心不是正义，而是“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但必须要给“刍狗”苟活的路…

    就拿繁衍来说，这是百姓和士大夫们都要做的事情。即“天之允”。

    百姓们只要努力在工厂中工作，积攒足够成家立业之资即可。

    而士大夫呢？决不能如同“亨汉”末年那样狂买奴婢，婢女劝酒不力就杀；而是要拿出家资：“损有余，而补不足。”

    例如，在当朝的历史学家们分析“亨汉”灭亡时，就重点阐述了一个现象。

    对小家小户来说，培养的男子能作为主要劳动力；相对而言，女子要培养，对家庭的经济价值差，故常常丢弃女婴。

    而百姓们如此“个人所想”，不符合客观长远发展，就造成了“天心相悖”；亨汉末年，人口膨胀，却少有战争消耗男子数量，故，随着九州大地一声雷，挑动黄河天下反。

    本朝吸取了教训。

    小门小户趋男避女的情况，是难以用律法来约束。

    为了防止产生“天心相悖”的后果，律法是命令各地士大夫们强行担责。一所所公义堂建立起来，专门收女婴。

    在工业化的粮食供应下，公义堂内的这些丁口完全能够养得起。

    至于这些女子笄礼后，则是以公义堂为父母，而婚配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就是以公义堂说的算。

    而公义堂，由于是当地士大夫们出资，所以所嫁的都应当是本地的青壮。

    而娶了公堂女子的男子，所要下的聘礼，除了一头猪和红布之外，还有巨额的贷款。

    既然让本地力夫们贷了款，本地豪强们就必定为其就业而奔波。东图内的捕鲸业，纵然是个铁饭；但刘荡阵依旧要拿出钱，来折腾钢铁业以及航运业务。

    现汉各地，那些传了上千年的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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