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不也就是从“三原色”里化出来的?
我们班的女同学里有“三把剑”,那是男同学们评说的。后来我才明白,我也是其中一把“剑”呢。
第一剑是罗建英。
她与欧阳一样,读书时还是个姑娘家。因为在考进来之前,她已经跟着应届生,旁听学习了两年,所以她的英语的各方面基础都很好,成绩紧紧跟在陈老师的后面,不落一步。加上小罗人品也好,温淳敦厚,陈老师非常看重她。给她介绍了男朋友,是早已在江西师大读数学硕士研究生的高材生孙同学。
陈老师会风趣地说,小罗的父亲是党的县长,而孙同学的父亲以前是国民党的县长,如今国共又一次合作了。
他们毕业后结了婚,移民去了加拿大。
第二把“剑”就是我的好朋友刘建英。
她有很美的一双大眼睛。人朴实厚道。虽然也是工农兵中专生,但是,是宜春师范英语专业毕业的。而且,她的先生就是她的英语老师,是我们上海人。我们班的男同学里有她先生的学生,就是师大的老师里也有他的学生呢。所以,她的成绩是持续地稳定。
我在毕业考之前,被感染了病毒性流感,住在学校医院治疗时,她总是不怕也被感染,时常跑医院来看我呢。
我怎么会是第三把剑呢?原来我们的名字中间都有个“建”字,沾了这个字的光,我成了一把很钝很钝的“剑”。
这把剑一直没有发光,直到最后一个学期,也居然“亮剑”了。
我这把“剑”,只要碰到英语专业课就“钝”得很,不过,但凡是用中文上课的课程,却又很是“锋利”,如政治,教育学,教学法……,我都可以轻松地名列前茅。
然而,我们学的是英语专业呀!
到了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毅然决然选了翻译课程,只有这个课程才是汉英互通。
当然,我对英美文学也很感兴趣。可上课只能听懂一部分,大多得靠自己“啃”出来,只怕“兴趣”是飘在水面上的浮萍,当不得真。
我们翻译课的赖老师,全部用中文上课,他的翻译经验很多,那本《英语谚语》一书,就是他的心血。他把翻译的标准“信达雅”阐述得一清二楚,准确来说,是我听得一清二楚。
于是,赖老师成了我的导师。
想不到的是,“超女”陈老师也选择了赖老师,她的想法与我一致。当然,她的英语水平高我几筹。
我选了《二十世纪美国小说选读》里的一篇,伯纳德.马勒姆得写的《The Magic Barrel 魔桶》,来作为论文作业。我们翻译类论文的要求是:翻译成中文后,再写一篇翻译体会,一个特点,所有文字全都是用汉语完成的。
给我们写论文的时间是一个月左右,然后由导师指导修改,再由导师初评,并上交学校论文评审组审核,最后给出“优、良、及格或不及格”。翻译类的另一个特点是,不需要答辩。
这一个月,我回了上海,在哄着儿子睡觉的间隙里完成了论文作业。
赖老师对我与陈老师分别指点。我还记得,我的译文里有十一个误错。我修改誊写后,再次提交给赖老师。毫无疑问,他给陈老师一个“优”,给我一个“良”。我当然没有疑义,一把“钝剑”怎么与“超女”比?
让我们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评审委员会的老师们一致认为我的翻译与翻译体会应该得“优”!
赖老师在评审会议复核时,提出我的托福模拟考试分数只有496分。想不到他的初评意见还是被驳回,评审委员会认为我的译文比以前出版的那篇译文要好很多!
这真是史无前例的事!
一般评审委员会总是挑出毛病,把评定的分数给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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