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乡贤体系不仅抑制产业发展，对实学体系也十分排斥。

    乡贤的权力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源於科举功名。

    乡村私塾、族学的教育内容紧紧围绕科举，不会教授任何可能动摇「耕读传家」根本的工商知识。

    这一点，就在苏泽推广小学後，依然难以瓦解。

    这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因为新式小学的教育课程偏重於实学，在科举考试上反而竞争不过那些专攻科举的私塾族学。

    苏泽设计的小学，可以参加吏科试成为吏员，但是想要当官还是要科举，这样一来小学对於当地精英反而缺乏吸引力。

    最後就是乡贤的保守性，也抑制了商业流通。

    乡贤治理本质上是地域性的。

    他们维护本地利益，对外来商品和资本本能抵制。四川官员最初抗拒开徵商税，深层原因之一就是保护本地乡贤控制的传统产业免受外来竞争。

    即便朝廷强行推动，他们也会在执行中阳奉阴违。

    而最让苏泽不满的，是乡贤体系对於劳动力的束缚。

    佃农和自耕农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承受高额地租和盘剥，没有余财和动力去尝试新的生产模式，也缺乏接受新技能培训的渠道。

    即便有失地农民，也往往沦为流民或贱业从业者，无法有效转化为新产业的工人。

    社会剩余财富主要被乡贤用於购置土地、放高利贷或奢侈消费，而非投资於技术改良和工商扩张。

    苏泽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打破顽固的乡贤乡土体系。

    苏泽在京师的办法，就是设置联防队，设置基层的法庭，将治安权和司法权，从乡贤手里夺回来。

    再通过大型工厂，吸引农村劳动力，改善农村的生存环境。

    这套办法，在京师执行得很好。

    原因也很简单，京师是大明的政治中心，财力和行政权力近乎无限。

    而且主导京畿乡村秩序的，也不是什麽乡贤，而是京师的勋贵外戚。

    这些人在皇帝和科道官员的监督下，也不敢反对朝廷的改革，所以京畿地区的乡贤没有形成问题。

    江南地区的乡贤势力很庞大，但是如今江南地区也有庞大的城市市民阶层。

    而且江南从李春芳内阁开始，也受到了朝廷的重点照顾，派往江南的官员都是非常有能力的官员。

    靠着江南原本积累的庞大城市人口，以及徐阶案件对於江南乡贤的打压，江南的工商业也十分的繁荣，甚至和京畿地区开始了产业竞争。

    而东南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原本就有贸易的传统，也有追逐利润的野心，而且福建等地区土地资源有限，保守的土地乡贤也不是那麽多。

    但是在内陆地区，在广大的农业地区，乡贤的势力就冒了出来，成了反对改革的顽固势力。

    这个问题，原本苏泽是计划，在乡村设立治所，派遣吏员进行直接管理来解决。

    但是要在乡村建立治所，派遣吏员，这需要大量的识字人口，同时这些人也必须要保证待遇，这样才能不被乡贤集团收买拉拢。

    这在如今的大明还是十分困难的。

    所以如今苏泽的改革，还是集中在少数城市发达的地区，还没能延伸到偏远的乡村。

    何心隐的乡村建设学派，给苏泽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任何阶层也都不是铁板一块。

    既然有保守乡贤，那也有开明乡贤。

    除了乡贤之外，农村也有大量的富农、中农，这些人也有识字的意愿，是不是可以团结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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