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中无数夫妻都遇到了的巨大“悖论”却被瞒骗住了，影片也就失去了价值。广大观众不愿意艺术家教训他们如何做一个好丈夫、好妻子，而愿意与他们一起平等地研究一个苦涩的普遍命题。这种研究，并不是为了获取解决方案，而是要更深切地品味人生。

    有人会问：把自己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拿出来交给观众，不是太不负责了吗？

    现代艺术家回答：把生活中并未解决的问题在艺术上轻便地解决了，不是太不负责了吗？

    有人会问：还找不到答案的问题，有什么表现的必要呢？

    现代艺术家回答：已经找到了答案的问题，有什么表现的必要呢？

    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歇·马丁·杜加尔成功前，他的朋友乔治·杜亚美在读了杜加尔的小说《谛波父子》的前两卷后，诚恳地谈了一些意见，杜加尔觉得“很有道理”，其中最主要的意见是：

    您只是运用了19世纪那些善良的老作家们所取得的东西，而我们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对已熟悉和已经研究过的东西进行新的组合。我们小说家的任务是要在神秘的感情世界里找到新的、尚未引起作家们注意的、从未被发现的特点，换句话说，我们的任务是要用新的、意想不到的东西去丰富我们对人的尚未完全的认识……

    罗歇·马丁·杜加尔：《回忆录》

    这是对20世纪艺术的开发精神的一个集中概括。著名法国作家阿兰·罗布-格里耶也曾划分过这种世纪性的重大差别。他说：“人们甚至可以自问：某种如1900年以前的文学修养，是否有害于他们的理解力。”他认为，20世纪的广大欧洲读者，即便还没有读过卡夫卡，也不会被巴尔扎克式的文学形式捆绑住，而是会自然地适应那些体现20世纪的世界形象和心理形象的作品。他的结论是：

    在我们的周围，世界的意义只是部分的、暂时的，甚至是矛盾的，而且总是有争议的。艺术作品又怎么能先知先觉预先提出某种意义，而不管是什么意义呢？……现代小说是一种探索，在探索进程中逐渐建立起自身的意义

    。

    《新小说》

    在这些现代艺术家看来，世界的意义，人生的意义，都不是某种事先的强加，而只能产生在探索的过程中。探索有结果吗？可能有，也可能没有。

    最大的那些未知课题与人类相始终，因此肯定不会找到答案，但却又永远充满着吸引力。于是，探索、开发、发现、创造，这就是新世纪艺术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