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方面，宿白先生肯定是不担心的。也就你才研一，不然，他在把你放到外面去了。”

    说着，他问，“小苏，你平时关注咱们国内民族学学术研究成果吗？”

    苏亦回答，“关注，不过主要是关注西南民族方面的，确切来说，主要以云南为主。”

    他只是随口一问，却没想到苏亦还真有所关注，不仅有些好奇，“都看过什么书或者文章。”

    “乱看，不成系统，一开始是看顾颉刚的《中国疆域沿革史》，后来又看了他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及不少他关于暹罗更名与西南边疆危机的论述文章，以及一些顾颉刚跟傅斯年关于暹罗问题的文章。”

    “再加上，我之前研究东洋史学，鸟居龙藏对湘西、贵州、云南、四川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以及NG、东北少数民族，包括台湾高山族的调查资料也都看了一些，甚至，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发表的资料也看，但看得不是很细致。”

    “杨志成先生的《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罗罗族巫师及其经典》也在看，主要是为了了解，不做深入分析，此外，江应樑先生的《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滇西僰夷的土司政治》《僰夷的家庭组织与婚姻制度》《摆夷的经济生活》《摆夷的生活文化》等论文和著作也都看，基本上都是囫囵吞枣的看一遍，都不太成系统。”

    听到这话，杨老师跟陈老师哈哈大笑。

    指着苏亦说，“你个小家伙，滑头得很。”

    其他几人不明就里，一时之间没反应过来。

    吴宗麟傻傻地问，“两位老师，这里面有什么说头的吗？”

    杨老师望着陈老师说，“老陈，要不，你来回答同学们的问题。”

    陈老师笑着说，“苏亦说他看的书，不成系统，瞎看，其实不是的，他的看书的文献资料都很有体系的。几乎围绕着咱们中大师生对西南民族问题的研究成果来说的。”

    “你们知道，抗战时期，广州沦陷，咱们中大曾经西迁到云南办学的历史吧？”

    大家点头，中大人，肯定不会陌生。

    西南联大西迁昆明的故事家喻户晓。

    但中大西迁云南，从1939年3月到1940年8月，终于在云南澄江复课，这事，所知者甚少。

    “估计这就是苏亦小子研究云南民族学的原因。”

    “比如，他说顾颉刚先生，1927年，中大筹备成立史语所，由顾颉刚发起，并于同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俗学会。成立伊始，便出版了“西南民族专号”，在中国学术界第一次提出了“西南民族”的概念。”

    “1928年，中大史语所正式成立，下设民俗学、人类学研究组。研究所成立伊始，就以“对两粤和西南的民族进行研究，以直接观察方法进行实地调查”为目的，进行了几次重要的民族社会文化调查，甚至傅斯年还派史语所助理研究员黎光明往川边作民物学调查。”

    “这个方面，都可以结合鸟居龙藏和1922年华西协和大学成立“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来分析，前者是曰本学者，后者也是欧美学者为主，关于中国的民族问题，不能说外国人说了算，咱们国家也必须要有学者跟进。”

    众人恍然。

    没想到苏亦想那么多，还看了那么多资料。

    接着陈老师又说，“至于杨志成先生是谁，不用我介绍了吧？”

    当然，不用。

    梁钊韬先生的研究生导师。

    当年中大人类学部的负责人。

    可以说，民国时期的中大人类学就是杨先生一手拉起来的。

    陈老师接着说，“杨先生之前在云南的调查，直接被评价为中国最早的民族学的田野考察，中国人类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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