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老师见他的场面。

    见到他抹汗的模样，屋内众人，纷纷大笑，气氛好不欢乐。

    接下来就是闲聊。

    苏亦也知道，梁钊韬先生跟两位师兄去首都所为何事。

    杨老师说，“去年冬，梁先生与我和你们陈老师三人，带着准备好的编写民族学提纲，上京斟求意见。从11月20日到12月5日，共半个月时间，请社科院民族所和中民院的学者开了几次座谈会。几十位专家听说我们要搞民族学，都心有余悸。”

    这个时候，苏亦恰好在长春，也都差不多待半个月的时间，完美错过了。

    至于为何要上京开座谈会，这就跟民族学在国内的尴尬状况有关了。

    苏亦不陌生，可以说他很清楚民族学在1978年前为何会面临这么尴尬的状况。

    毕竟，他前世读博的时候，研究的方向就是民族考古。

    然而，他清楚，其他人却不清楚。

    吴宗麟都好奇问为什么。

    杨老师说，“老的还好点，中青年则更怕：有的说：“我们不管什么民族学不民族学，我们就搞我们现在的东西。”（指其东北、内蒙、雪区等民族的研究。）有的甚至对我们说：“我劝你们别去搞什么民族学，危险！解放后，谁搞出名堂来了，不是一个个都倒霉了吗？””

    这一出来，吴宗麟几人就更蒙圈了。

    杨老师刚想继续说，梁先生就摆手，“先不要跟同学们说这些，这种问题，我们这些师长来处理就行了，同学们不需要过早介入这些问题。”

    于是，杨老师也就没说了。

    开始关系大家的学业。

    这方面苏亦代劳，统一回答。

    “他们四个都在准备考研。”

    梁先生三人都满是诧异。

    “可以啊，大家都很有冲劲嘛，要加油。”

    就连梁钊韬望向沈明，也夸奖道，“小沈不错，都工作了，还打算继续深造，未来大有可为。”

    还问他打算报哪位老师，如果没有联系好导师的话，他可以帮忙联系。

    沈明欲言又止，最终认命了。

    “嗯，学习方面要向苏亦看齐，报考志愿方面就不用了，不能再报北大了。”

    梁先生的话说完，众人又是一阵哄笑。

    这时，他又问苏亦，“听说你这段时间写了不少文章，有没有？”

    苏亦认识说，“不是很多，只有三篇。之前写了一篇关于隋唐史的，对比一下唐武宗跟朗达玛灭佛之间的异同，算是课堂论文，王永兴先生帮忙投稿给《文史哲》；第二篇是写故宫学的，我现在故宫编辑部实习，负责院刊审核工作，恰好是院刊复刊后的第一辑，就刘北汜先生就把它刊登在上面；前段时间唐兰先生逝世了，高铭、周一良两位先生就让我写一篇关于唐兰先生学术史的文章，打算刊登在故宫院刊下一期，不过因为是季刊，还没有发表。”

    陈老师疑惑，“怎么没有考古相关的啊？”

    梁钊韬却说，“考古相关的文章，他在河宕遗址实习的时候，就写了两篇了。一篇发表在《文物》一篇发表在《考古》，研究生阶段，能够发那么多文章，放在一般人的身上都可以提前毕业了。”

    两位老师恍然。

    苏亦说，“我是碰巧，而且都是习作，不成体系，当不得真，佛教考古我只是初窥门径，水平差得很远。”

    这些都是实话，他连石窟寺现场都没去过，没有参与考古调查发掘测量编写报告，连入门都不算，在佛教考古方面，他是新人菜鸟。

    想提前毕业是不可能的。

    梁钊韬笑道，“我想-->>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