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邹恒先生做了关于先周文化的相关报告，却没有专门去考释某个甲骨文或者铭文。

    为什么邹恒先生会特意做相关报告呢？

    因为周原遗址开挖了。

    从1976年开始，陕西文管会，北大，西大考古系联合对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初步查明，宫殿建筑（或宗庙）的遗址分布在岐山凤雏和扶风召陈两处。

    1977年，在凤雏建筑遗址的窖穴内，出土了17万片卜骨和卜甲，其中多是卜甲。在200多片卜甲上有刻辞，最多者30字。

    这是一个巨大的考古发现。

    也是本次的研讨会研究的重点之一。

    有了邹先生的铺垫，然后由陕西文管会的徐锡台做《周原出土甲骨文字》的报告，就是介绍这批甲骨（作为亲自发掘这批资料的徐锡台先生用了近十年时间，潜心研究，著成《周原甲骨文综述》）。

    李学勤先生说过，甲骨文的发现是在1899年被王懿荣在BJ见到了甲骨以后，之前民间的发现，都不算，因为那只是发现甲骨，并非学术意义上的认知的“甲骨文”。

    他甚至还说，建议大家不要太相信王懿荣因疟疾买龙骨而发现甲骨文的说法，这种说法不尽可信，王懿荣的几个儿子也没有提到过这种说法。

    1899年这一年正好是古埃及罗塞塔石发现一百年，因此，学界认为甲骨文的发现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大事，更是世界科学发展史上的大事。

    没有一部世界科学史书不记载罗塞塔石的发现，一部没有偏见的世界科学史书也都会记载甲骨文的发现，因为它们对世界的影响确实太大了。

    而甲骨文发现的最大意义，则是证明了商超的存在。

    让全世界都没法质疑。

    也让当时的史学界走出了疑古派的影响。

    因为发现甲骨文，继而有殷墟的发现。

    那么甲骨文的发现，怎么使得学界走出疑古思潮呢？

    这个方面，就涉及到苏亦的老本行了。

    中国考古学术史，李济先生肯定是灵魂人物。

    当年，李济、傅斯年他们的学派成立史语所考古组的时候，就极力反对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学派，竭尽全力的推翻顾颉刚的认知。

    因为李济先生认为，爱国主义者就不能疑古。

    因此，当时以史语所为首的学派，对王国维先生的极为推崇。

    他虽然没有做过考古，却从甲骨文中推测出商王世系表，也让国内的学者认为考古学可以在重建上古史方面可以继续做出更加伟大的突破，以正式历史文献的真实性。

    实际上，中国考古后来的发现，也证明的王国维先生是走在极为正确的道路之上。

    这也是为什么，王国维先生在学界的地位会如此之高的原因。

    甚至他的“二重证据法”也成为学界研究的一大创举。

    这种情况下，殷墟的发掘，就是对疑古学派最大的冲击。

    也因为甲骨文的发现催生了古文字学的四大分支之一甲骨学研究（另外三大分支：青铜器和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简帛学研究）。

    而周原遗址出土的有字甲骨，是继殷墟以来，最为重要的带字甲骨发现。

    这些周原甲骨的发现，可以说打破了学界一直以来的谈甲骨必言商的固有认知，

    因此，发掘领队之一，徐锡台做报告的时候，充满了激动。

    他跟高铭先生是北大的同班同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陕西考古所，后来被并入省文管会。

    一直在从事着一线考古工作。

    几年前，高铭先生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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