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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正烺先生是从52-53年，而唐兰先生则是从54-57年。

    之前，在高铭先生家中，苏亦才知道，唐兰先生的古文字课程大部都是在故宫上的。

    唐兰先生之后，1958－1959年，还有一段是由孙贯文先生讲授。 w_/a_/p_/\_/.\_/c\_/o\_/m

    高铭先生接手这门课，难度很大，带有白手起家的性质。

    当然，在其后的很多年里，唐先生给了他很多指导，孙贯文先生也给了他很多帮助。

    在高先生的著作中，很容易看出他受到唐兰先生生诸多影响。

    。

    因此，高铭先生一直是怀着极大敬意，称呼唐先生为我的老师。

    孙贯文先生，也是高老师最怀念的故人，被他亲切地称他为良师益友。

    不过在过去的二十年多中，高铭先生的在古文字方面的成果，并不多，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带学生田野实习上。

    他也就写了三篇文章。

    《建国以来商周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略论汲县山彪镇一号墓的年代》、《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和文字的功绩》。

    前两篇还是十年前写的，后一篇，则是在十年间，主要是72年以后，北大考古专业开始复课了。

    他才有机会与俞伟超先生合作。

    从这两位先生合作的文章看来，就知道他们俩的关系是真的很不错。

    1970－1978年，是工农兵上大学的时代。这段时间里，考古专业陆续编印过一批考古学教材。1974年，高老师也编印了《古文字学讲义》。这份讲义就是他后来写作《古文字类编》和《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的基础。

    高铭先生的著作主要写成于十年结束以后，能发表出来，跟其他先生一样，都是八十年代了。

    比如他的《古文字类编》，就是1980年出版的，跟前面提及的王尧跟陈践践两位翻译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一样，都是同样的出版背景。

    现在，苏亦用的也只是74年高铭先生编写《古文字讲义》。

    他也在翻这本书。\./手\./机\./版\./首\./发\./更\./新~~

    忙得很。

    所以，忙碌一周之后，才在图书馆阅览室，偶然遇见黎新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