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就是他关于社会形态研究的成果总结。不过这本书在学界内，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却充分反应俞先生的学术思想。

    此外，讲义的第四节青铜手工业的发展和楚国漆器工艺的表达，尤其是楚国漆器工艺的表达这部分内容，也突出了俞先生的研究特点。

    这都跟他早些在考古所的工作经历有关。

    1954年毕业后，俞先生被分配到考古所，参加了半坡的发掘。还挖了一个月的白鹿原唐墓。夏鼐先生就让他写白鹿原的发掘报告，所以当时在西安唐墓分期方面做了一点工作。1955年报告定稿，1956年发表。

    俞先生写白鹿原报告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收集汉长安城的材料，并作实地调査，结果找到了阿房宫遗址。又在沣西发掘了半年，从陕西龙山到东周。

    这段时间，对俞先生来说至关重要，田野能力飞速提升。

    大家都疑惑，阿房宫遗址是怎么被发现的，这部分就有俞先生功劳。

    只不过阿房宫遗址的面积，一直到李毓芳先生当阿房宫考古队领队以后，才确认阿房宫因为战乱没有来得及建完，并没有杜牧《阿房宫赋》描述的：

    “它从渭南到咸阳覆盖了三百多里地，宫殿高耸，遮天蔽日。它从骊山北边建起，折而向西，一直通到咸阳。”

    更没有被大火付之一炬。

    所以了解这些前辈的经历，也是学习考古学一个好的切入点。

    苏亦一直鼓励大家从人物关系学习考古学，了解俞先生的生平，很多考古常识，自然而然就梳理起来。

    有了这段经历。

    俞先生在讲解秦汉考古的时候，必然会讲到汉长城遗址，讲到阿房宫遗址。

    这两个都是八十年代以前，秦汉考古最出名的考古遗址。

    跑题了。

    回到俞先生当年在考古所的工作经历。

    1955年底，俞先生到洛阳跟夏先生搞黄河水库调査。

    1956年初，他到三门峡搞栈道调査，坐羊皮筏子过了黄河，找到了很多唐代、北魏甚至汉代的题刻。那天共发现了一百多处。当天晚上到洛阳，第二天他就给夏先生写信，写了十六页纸。

    夏先生立即决定正式勘察，调了五六个人，干了ー个多月。之后在陕县刘家渠挖了半年多的汉代和隋唐及宋金墓葬，并找到了陕县上村岭的号国墓地。

    俞先生在三门峡的发掘经历，也是他正式切入楚文化研究的契机。

    不然，也不会有讲义上所提及的楚国漆器工艺的表达。

    前面提及俞先生是苏公的弟子，他肯定继承苏公的优良传统，在类型学上有极深的造诣，漆器也是一种器物，至于为什么关注工艺表达，就跟他大学时代的心愿有关了，这毕竟是一个兴趣爱好在美术史上的先生。

    尤其在后来，随着俞先生在楚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以后，还提出了另外一个研究考古学方法论——文化因素分析法。

    如果对李伯谦先生有研究的话，都知道李先生最早运用了文化因素分析法研究晋文化。

    到88年还写了一片着名的文章《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系统论述了文化因素分析法的由来。

    其实，俞先生也是国内最早系统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法研究区域考古的学者之一。甚至可以说这个名词就是俞先生提出来的。

    不过一开始方法论并没有系统论述，但已经尝试运用在楚文化的研究上了。

    甚至还强调文化特征包括了人类群体一切物质文明、精神文化和社会关系的特征。

    这个文化因数分析法显而易见，就是从早期研究社会关系再到研究楚文化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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