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只是不如宿白先生这样高产而已。

    毕竟宿先生是九十五岁的高龄离世，而俞先生享年七十，多出来二十五年的时间，如果专注学术的话，成果已经极为丰富了。

    早年社科院考古所前所长徐苹芳先生离世的时候，宿先生就曾经有些感慨的说，“（解放后）第一批，走了三个。这三个人都没人能顶啊！没有人能顶得起来这三个人的工作，也没有谁，能看见有这个可能性。没想到，解放后还出现断层了，看来这个断层难补了！这三个人都是解放前的高中毕业生，高中这阶段都学得比较完整，到大学来，他们的先生大多也是解放前的，不管多少，还带了他们。解放后就没有这个条件了，高中也不怎么上课，他们自己教的学生还可以，再往下一代就完了，所以，这就有了断层了。这也该有断层了……现在的教员，谁也赶不上他们三个啊！”

    宿先生说的三个人是2003年辞世的俞先生、2005年辞世的邹先生和2011辞世的徐苹芳先生。

    他们三人都是新中国考古教育培养的第一代学人中最优秀的。

    了解宿先生的人都知道，先生从来没有在学术史的立场之外品论过任何人，先生评人论事都是从事业出发的。

    宿先生罕见的点评三位先生。

    可见对他们三人学问极为认同。

    然而，那已经2011年以后说的话，旧友学生纷纷离去以后，老人也开始陷入了对往昔的怀念还有对中国考古学未来之担忧。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以后，应该也对往事开始释怀了，早些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也都烟消云散，都成过往云烟。

    俞先生的着作不多，是说78年之前。

    这个时间段，他的成果有限。

    在北大，除了撰写三门峡调査报告外，完成了邺城调查记（1961年发表），弄清了邺城的三台名称。还在昌平雪山、江陵太晖观和临淄齐故城搞了发掘。

    此外，就是北大的教材，1961年铅印成册的《中国考古学》，秦汉部分就是俞先生写的。

    现在大家用的北大中国考古学系列讲义都是在以前的基础上修订的。

    1957年夏，在北大读研期间，他开始编写勘察报告，差不多花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三门峡漕运遗迹》的考古报告，这报告被列为《黄河水库考古报告集》的首号，1959年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成为新中国研究黄河漕运的开山巨着。

    早在上周，苏亦就去图书馆借阅这书。

    他自然不会去研究三门峡漕运遗址，更多是一种好奇。

    好奇俞先生读研时间对报告的完成度如何。

    然后对比一下自己的水平跟当年的俞先生有啥差别，确切的说，差别有多大。

    大家都读研，有时候，暗戳戳跟一下年轻时代的俞先生PK一下，也挺有趣的。

    毕竟，从很多方面来说，俞先生的经历或者兴趣爱好都跟苏亦挺相像的。

    谁能够想象，俞先生最初想读的并不是考古专业而是美术史。

    这真不是苏亦瞎掰。

    而是他上周跟俞先生去学生会申请古建保护协会的时候，俞先生亲口跟他说的。

    当时，俞先生说，“我大学时的志向是搞美术史，分配的第一志愿是中央美院，结果分配到考古所。当时考古所的所长是郑振铎，副所长梁思永和夏鼐。我听过郑先生讲过一次中国美术史，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最难搞的是美术史。”

    这话苏亦是认同的。

    美术史确实最难搞。

    不然，他也不会跑去读文博了。

    好吧，这是玩笑话。

    前世，美术史的-->>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