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资者将学校作为投资项目和营利途径，其后果必然是背弃民办教育事业是社会公益性事业的宗旨。在“教育产业化”的误导下，已经出现了个别民办学校简单地沿用企业经营模式管理和运营学校，压低教育成本，忽视人才培养质量等问题。

    “教育产业化”的失范行为有悖于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要求。若“教育产业化”得不到有效遏制，一部分低收入家庭的子女会因无力负担高额费用，而被剥夺平等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而更多的家庭只能减少其他开支，忍受过重的教育收费。与此同时，另一部分经济承受能力较强家庭的子女，即便是学习成绩和资质都很一般，却也能够通过“买分”进入教育质量高、办学条件好的学校接受教育。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这样的结果还会导致公办学校、民办学校都出现“平价生”与“高价生”的等级区分，以致在最不该形成阶层和等级的领域出现沟壑，既造成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和社会的不公平，也给经济承受能力较弱家庭子女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同时对讲求有教无类和传承美德的教育受到侵蚀，甚至还可能在那些倾囊或负债进入高价学校的学生以及因家境贫寒不能进入高价学校学生的心灵中，播下怨恨的种子。

    “教育产业化”的失范行为败坏了教育的崇高社会形象，扭曲了个别学校办学的价值取向，导致教育领域的逐利，甚至由此滋生拉关系、走后门、买分数、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既让人们心目中圣洁的殿堂沾染铜臭，也使得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职业为之蒙羞。作为直接后果，受到影响的还远不仅是教育的声誉和学校本身的健康发展，同时招致考问和摇撼的还有教育的社会功能、学校的天职和教育工作者的社会良知。

    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这两大政策在后世是国内公认的两大民怨政策。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国位居第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数第4位。与举世瞩目的医疗不公并驾齐驱的，是教育不公。2003年9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在考察中国教育状况后批评，中国政府在公共教育经费方面的支出排全世界最后几名，人均教育经费之少，连乌干达都不如。她特别指出，在贫困的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往往为了支付基础教育费用而欠下债务，某些农村地区的情况令人震惊。这番话不仅点出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太少，还触及教育资源分配上城市农村两重天的不公正事实。但我国教育领域的不公正决不限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而是涉及教育的每一环节。

    医疗和教育两大不公的实质都是趋权趋钱而排斥底层。如果说我国覆盖面小而又高度等级化的医疗保障已经变成富人的俱乐部，准确的说是富人和权贵的俱乐部，那么教育则朝着富人和权贵筵席的歧途越走越远。医疗事关每个人的生老病死，教育关系到人的大脑和精神。两种不公都与每个国民利害攸关。但相比之下，教育不公的恶果更加严重，影响更为长久。因为，无论对国家还是个人、对当下的现实还是长远的未来，教育都是参与塑造的关键因素。对国家的重要性，无须多说什么，世界上那些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已经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明。而对个人来说，教育开启人性，革新人的天赋，开发人的潜力，扩大人的生命内涵，并引导人完成社会化过程，使人能够了解和遵守社会生活的必要规则，认识和承担自己在多种社会关系中必须要承担的种种角色和责任。借助教育，人得以摆脱软弱状态而自立，得以超越动物性生存状态而承担起责任，得以开启潜能而获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任何个人如果没有经由教育获得必要的文化素养和知识储备，不仅走向未来的道路对他们是封闭的，而且难以作为有责任能力的人立足社会。教育，为人的一生作准备。

    但我国对教育目的和功能的认定，几十年囿于政治功利性和社会功利性。不是从培养接班人角度把教育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就是从诸如人才资源、科技、经济发展、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等社会功利性角度看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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