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年，有关云南地区的事务，由剑南节度使统管。天宝年间，权倾朝野的“天宝宰相”杨国忠，任命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越嵩都督张虔陀改任姚州都督，负责监视与控制南诏。这些封疆大吏大多数是心术不正之徒，他们肆意干涉南诏的事务，有心挑起事端。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当阁罗凤带着妻小赴姚州拜会张虔陀时，身为唐朝都督，负有安边抚民重任的张虔陀，竟然当面污辱南诏王阁罗凤的妻子，惹怒了阁罗凤。事后，阁罗凤感慨“九重天子难承咫尺之颜，万里忠臣岂受奸邪之害”，派军将杨罗颠为专使，远赴长安向唐玄宗控诉张虔陀的罪行。唐玄宗听信杨国忠的谗言，对此事不予理会。阁罗凤大怒之余，亲率大军攻打姚州，破唐姚州都督府，诛杀张虔陀，并举兵北上，占据了越嵩都督府管辖下的三十余个州县与部落。南诏在此区域设置“弄栋节度”，成为南诏“六节度”之一。

    阁罗凤发动“姚州之役”，张虔陀被杀，实属罪有应得。《南诏德化碑》列举了张虔陀的六大罪状，说张虔陀先是勾结吐蕃，企图夹击南诏；阴谋扶持阁罗凤的二弟诚节为南诏王，颠覆阁罗凤的统治；唆使爨崇道与南诏为敌，制造事端；更为南诏所不能忍的是，只要与南诏交好的唐朝官员，张虔陀一概不启用，偏偏重用那些仇视南诏的人，企图孤立南诏；张虔陀时刻进行军事准备，不时谋划军事袭击南诏；故意加重对南诏的赋税征收，征求无度。可以看出，张虔陀的这些行为，具有明显的挑衅倾向，目的是激起南诏的反抗情绪，离间南诏与唐王朝之间的关系，这正是唐朝宰相杨国忠集团一贯的手法。正如白居易在他的著名诗篇《新丰折臂翁》中所说：“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人生怨，请问新丰折臂翁。”

    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玄宗命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大军8万进攻南诏。唐军兵分三路，一路由鲜于仲通率领，由越蒿一带沿清溪关道南下，由今天的滇东北地区进入云南；一路由大将军李晖率领，从会同路进攻，进入姚州地区，迫近洱海地区；另一路由安南都督王知进率领，从步头路北上，进入滇中地区。三路大军从不同的方向直奔南诏腹地。

    面对严峻的形势，阁罗凤派出特使杨子芬、姜如之到曲靖鲜于仲通军中，向鲜于仲通陈述“姚州之役”张虔陀被诛的事实经过，说明事情的起因与过错在张虔陀而不在南诏，南诏愿谢罪请和。特使对鲜于仲通说，虽然吐蕃早已对南诏威逼利诱，但南诏不为所动，仍然一心向唐。吐蕃已是虎视眈眈，依据情势，如果唐军执意要进攻南诏，唐南双方交战，吐蕃将坐收渔翁之利。鲜于仲通不为阁罗凤的真诚求和与谢罪姿态所动，继续率大军向洱海地区进发。当鲜于仲通兵行至白崖时，阁罗凤再遣使者请和，鲜于仲通不仅不允和，反而扣留了南诏的使臣。大战一触即发。

    南诏腹心地带洱海坝子东临洱海，西依苍山，是一狭长形冲积扇平原，南北长约50公里，其东西最宽处约近8公里，南端有龙尾关，北端有龙首关。这里先后建有南诏国的三座都城太和城、大趋城和阳苴咩城，从而成为南诏政权的心脏地带和根据地。从战略上看，东面洱海茫茫，水路进攻不易，西面苍山高耸，平均海拔超过3000多米，山峰罗列，峰顶终年积雪，要翻越苍山，由西向东攻击南诏腹地，也几乎不可能。南面，龙尾城西扼苍山，东边将西洱河天堑作为城壕，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北面，龙首关东临洱海，西依苍山云弄峰，占据着苍山与洱海之间距离最近的地方，襟山带水，顺山势筑城，地势险要。

    唐军的一队骁骑，在大将王天运的率领下，秘密绕道点苍山西坡，企图在漾濞一带登山奇袭南诏。鲜于仲通亲率主力，直抵龙尾关(江口)。此时，阁罗风第三次派出使臣求和，鲜于仲通仍不予理会。他心想，八万唐兵已包围了苍山洱海之间的南诏腹地，又有奇兵从苍山西坡突袭，大军由西洱河东岸从水道向西进攻，同时由陆路猛攻龙尾、龙首二关，东西夹击，南北协同，可一举而下，直捣南诏太和城，-->>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