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向了桌案上的奏疏，提起了案上硃笔。

    所谓秘书处分组，是他登基之后，逐步开始推行的一项新制度。

    是逐步开始將秘书处的工作分类化，专业化。

    第一个组，是孙传庭所领的军事组；

    第二个，是倪元璐所领的吏治组；

    第三个，则是齐心孝所领的北直隶新政组。

    如今这个陕西组，算起来已是第四个了。

    而他方才提及的袁继咸与那篇《论辽民、辽兵、辽將异同疏》，却是此次九边行人发赏中最大的惊喜。

    这篇策论，与其他发赏后呈上的边地策论不同。

    並不是简单停留在贪腐问题上，而是鞭辟入里地剖析了辽东军镇的內部生態。

    辽民、辽兵、辽將。

    在他笔下，这三者看似都是“辽人”，却早已分化成了三个立场迥异，甚至彼此对立的群体。

    其中一个例子，最是触目惊心。

    辽东军將，平日里豢养家丁，攻略一些塞外的胡虏、女真的小寨子，用牧民的头颅请赏。

    毕竟兵部勘验头颅，能看出男女、能看出汉蒙，但却决计看不出善战与否。

    但反过来，一旦胡虏、女真主力大举寇掠，只要对方势大，这些军將便立刻紧守城池，高掛免战牌，任由麾下军户的田地、村庄被肆意焚毁，家人被掳掠。

    为何？

    袁继咸在奏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值也！

    朝廷的考成，只问城池陷落与否，却从不问地方生民之死活。

    边將守城无过，又何必为了那些“份外之事”，去与强敌搏命呢？

    用袁继咸的原话说：“所谓辽民、辽兵、辽將，看似皆辽人，又如何皆是辽人！”

    此文一出，立刻被秘书处与內阁委员会的眾人，力推为此次九边发赏之行的第一公文。

    袁继咸，也因此一跃进入了朱由检的视野。

    选他出任，一方面上是才具確实不错。

    能看得清辽民、辽兵、辽將的区分，自然也看得清陕西之中军户、镇兵、边將、藩王、宗室、地主等等诸多势力之间的区分。

    朱由检看过陕西世情，发现情况居然比意想中的要好以后。

    便有些怀疑，歷史上的陕西之事，到底是天灾的成分更多，还是人祸的成分更多。

    毕竟理论上，连续两年风调雨顺，地方上应该是攒下一些存粮的才对，何至於几年大旱，就迅速崩盘呢？

    生產与消费，在更大，更冷漠的角度来说，是冰冷而客观的。

    农民的手中没有存量，並不意味著陕西的地主、藩王、豪强手中没有存量？

    会不会这场所谓的小冰河灾荒，在最初最起步的时候，甚至都不需要上什么生產力革新，而是通过存量调换就能够稍作抑平呢？

    朱由检如今还没有答案，必须等待进一步的调研和方案研究才行。

    另一方面，则是常规派系错配了。

    袁继咸为主官，江西宜春人。

    下面再配上陕西本地人，以及有陕西任官经验，但不为陕西籍贯的人。

    这样诸多交织，才能尽保证决策的公允度和信息的透明度。

    这一项倒是不值一提，只是微不足道的平衡之术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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