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笔。
“我给你写碑文。你帮我看一句话——这四个字,刻在这刀上,刻对了没有?”
老汉凑过来看那四个字,又看了看沈砚之。
“将军,这四个字刻在哪里都对。但刻在刀上——”老汉抬起手指,点着指挥刀的刀鞘,“刀是要砍人的。刻在刀上,意思是砍掉那些不让‘天下为公’的人。”
沈砚之盯着老汉看了三秒。然后他笑了。程振邦生前就说过类似的话。那是北伐出发前,两个人坐在黄埔军校的操场上,程振邦拿树枝在地上写这四个字,写完用脚一抹,说——“老沈,这四个字写在地上没用。得刻在刀上,刻在枪上,刻在炮弹上。”
沈砚之站起来,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
“北伐独立旅旅长程振邦,殉国于南昌城下。临终遗言:天下为公。”
他把纸折好,递给赵副官。
“找人刻一块小碑,嵌在香炉底座上。不要大,半尺宽就行。”
赵副官接过纸,转身出去了。
沈砚之走出水仙庙。外面阳光正好,巷子里的青石板被连日来的炮火震裂了几块,但墙角的桂花树还活着,枝头挂着细碎的金花,香气幽幽地漫过来。他站在桂花树下,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往指挥部走。
回去的路上,他遇到了周荫人。
周荫人穿着一身新军装——北伐军的灰蓝色制服,领口的青天白日徽章在太阳底下闪闪发亮。他刚从城北的驻防地过来,骑着一匹马,身后跟着两个护兵。
“沈将军。”
“周团长。”
周荫人翻身下马,走到沈砚之面前。他的表情有些尴尬,像是有话要说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将军,我有件事想跟您说。”
“说。”
“我今天收到一封家信。”周荫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信纸,递给沈砚之,“我老家在山东。我爹还活着,八十岁了。他听说了我归顺北伐军的事,让人代写了一封信来。”
沈砚之接过信纸,展开。信上的字歪歪扭扭,但每一笔都写得用力,像是刻上去的。
“吾儿荫人:闻你换旗易帜,归了南边。我老糊涂了,不懂什么旗什么帜。但村东头的老陈头说,南边的兵不打人,不抢粮。就凭这个,你换得对。你娘坟头上的草我拔了。你媳妇孩子都好。勿念。你爹手书。”
沈砚之看完,把信纸还给周荫人。周荫人的眼眶有点红,但他忍住了。
“将军,我当兵二十年,打过很多仗。替这个打,替那个打,从来没想过为什么打。今天收到这封信,我忽然想明白了——当兵不打人、不抢粮,这就是我该干的。”
沈砚之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爹的话,比任何政治委员的课都管用。”
周荫人笑了一下。然后他翻身上马,往城北去了。马蹄声在青石板上敲出一串清脆的响。
沈砚之站在原地看着他走远。阳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跟桂花树的影子叠在一起。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他自己有多少年没给家里写过信了?
当天晚上,沈砚之坐在指挥部二楼的办公室里,铺开一张信纸。
窗外是南昌城的夜。炮火停了,城里的灯火零零星星地亮起来,像从战火中苏醒的眼睛。远处传来卖馄饨的梆子声,笃笃笃,拖着长音,从城南传到城北。
他提笔写字。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男自去年离家,转战南北,未及修书问安,罪甚。今南昌克复,孙逆传芳就擒,江西大局初定。儿身安好,勿念。”
写到这里,他停住了。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墨水凝成一个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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