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把林飒和陆珩叫到工作室。

    我把那张咨询记录摊在桌上。

    “我要说一件我自己的事。”我说。

    他们都没说话。

    “六年前，我二十六岁。”我说，“为了挽回一个人，我去上过课。”

    “那家机构是周聿的。”

    “我学的那套东西，和我后来拆的，是同一套。”我说。

    林飒的脸白了。

    她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陆珩坐在旁边，手放在桌上，没动。

    “所以，我这三年引以为傲的'破译'——”我说

    “不是天赋。”

    “是被教过的。”

    工作室里很静。

    窗外打印店的机器在响，咔哒咔哒。

    桌上三杯咖啡凉透了，苦味浮上来。

    我端起来喝了一口，舌尖发涩。

    空调的风吹在后颈上，凉得我缩了一下。

    我把那三个月的事，从头讲了一遍。

    讲我怎么学“退一步”。

    讲我怎么把“我想你陪我”改成“你是不是累了”。

    讲我学完之后，那个人还是走了。

    我讲得很慢。

    因为每一句都要停下来想一想。

    不是想措辞。

    是想确认——我有没有在替自己开脱。

    讲到我教朋友“晚两个小时回消息”那一段，我停了很久。

    “这一段，”我说，“是我最不想讲的。”

    “因为这一段里，没有人是受害者。”

    “我是主动去做的。”

    林飒抬起头。

    “顾晚，你别给自己定罪。”她说。

    “我不是定罪。”我说，“我是定性。”

    “定性？”

    “我要弄清楚，”我说，“我当时到底是'不知道'，还是'知道但选了'。”

    “这两个不一样。”

    “哪不一样？”

    “如果是'不知道'，那我是被教的人，责任在教的人。”我说。

    “如果是'知道但选了'，那责任有我一份。”我说。

    屋里静了一下。

    窗外打印店的机器在响，咔哒咔哒。

    “我觉得是后者。”我说。

    “我当时其实是知道的。”

    “我知道晚两个小时回消息，是在拿捏他。”

    “我只是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给彼此空间'。”

    陆珩在旁边，一直没说话。

    这时候他开口了。

    “你给它起名字，”他说，“这件事本身，就是答案。”

    我看着他。

    “什么意思？”

    “真正不知道的人，”他说，“不会起名字。”

    他没马上开口。“只有心里觉得不对、又要给自己找理由的人，才会起名字。”

    “所以你当时，已经觉得不对了。”他说。

    他停了一下。“只是你没敢承认。”

    我愣住了。

    三年里，我一直在想“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清醒的”。

    我以为是我三十岁那年，记日记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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