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保险法的修正，让更多工薪阶级得到了切实的好处。

    而这部分甜枣，便从资本主义处于再平衡的施舍，变成了工会领导层争取得来战利品。

    民众总是逐利的，也就自然依旧依附在了工会体系下。

    而贝拉面对所有人最常说一句话便是，

    “不要相信任何温和派，革命容不得半点犹豫。”

    这是他对英国大罢工时期错误的总结更是后悔。

    工人窝棚中，贝拉已经不再是那个稚嫩走上演讲台都会紧张的小伙子，而是一个目光锐利，身着工装，依靠在床上写文稿的布尔什维克。

    将叶戈尔同志的来信压到枕底，贝拉眼中洋溢着重燃的革命热情，翻身而起，下床同他一起考察，拉拢，发展布尔什维克的威比尔，像是意识到了什么般递了一根烟试探性的问道，

    “去外面聊聊，贝拉？”

    贝拉翻身下床，两人在十月初伦敦深夜的薄雾中点上香烟，各自深吸一口气。

    贝拉随后问道，

    “矿工我们都能动员吗？”

    “当然贝拉同志，矿工就是我们的先锋队，维纳哈尔同志依托军队的社会性拉拢了一部分底层士兵，如果要进行二次罢工，货运、铁路、印刷三方面的工人群体都会站在我们这边。”

    “没有人忘记了温和派的背叛，忘记了那些道貌岸然的总理事会成员曾将自己的同志推上了统治阶级的枪口。”

    深吸一口香烟，想到那封信，想到那在他眼中挥之不去的‘资本主义危机’。

    贝拉微微点头，更改了用词，“不是罢工，威比尔同志，是革命一场颠覆旧时代的革命，机会正在大西洋另一端酝酿。”

    “我们要加快对农民群体的争取，要砍下国王的脑袋！要为数百名积极斗争的工人同志，游离在伦敦不朽灵魂，复仇，翻案！”

    贝拉的语气像是一位革命者，也像是一位复仇者。

    同样的信，法国、德国、意大利也同时收到。

    而在布达佩斯，在解决完托派问题与罗马尼亚威胁后的匈牙利，也在布西亚的号召下，召开了停滞数年的‘国际主义宣传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