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说法很简单。

    “她按照我的要求做了最后的操作。”

    警方当然不会仅凭一份口供结案。

    但随后的调查确实发现，杨军的说法在一些关键节点上能够和现有证据相互对应。取药登记是他的签字；作为科室主任，他具备了解病情和接触相关药品的条件；他又是伊文雅的导师，在两人的师生关系中拥有明显的专业权威。

    这些证据使他迅速成为案件中的核心人物。伊文雅很快也被强制执行。

    直到两人在公安机关再次见面以前，她都不知道杨军究竟做了多少事情。

    隔着走廊，她只来得及看见老师一眼。

    杨军没有说话。

    伊文雅眼睛一下红了，“老师。”

    旁边工作人员示意她继续往前走。

    杨军终于抬起头，“好好配合调查。”

    “老师……”

    “听话。”

    ……

    调查持续了数周。

    老人的声明被认定能够证明患者本人以及家属确实存在明确意愿，却不足以改变行为的法律性质。现行法律没有允许医生基于患者请求主动结束其生命的制度，家属签字同样无法排除刑事责任。

    杨军的自首也没有使伊文雅退出案件。

    最终行为由她实施，这一点证据明确。

    只是侦查机关根据当时掌握的材料，对两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出了不同判断：杨军被认定参与策划、提供条件并作出关键决定，作用较大；伊文雅直接实施行为，同样负有刑事责任，但在整体案件中的作用被暂时认定低于杨军。

    案件移送检察机关以后，两人最终均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提起公诉。

    有人说患者本人已经明确要求结束生命，家属也同意，医生只是让一个注定死亡的人少受几天折磨。

    也有人说，一旦医生可以自行决定这种事情，今天是晚期癌症患者，明天又该由谁来决定那条底线。

    还有医生公开表示，药品断供造成的医疗伦理困境正在迅速扩大，旧有法律体系正在遇到穿越以前根本没有设想过的极端情境。

    法院门口第一次聚集了那么多记者。

    闪光灯不断亮起，那些记者争先恐后地喊着她的名字。

    两个月前，她还只是医院里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研二学生。

    如今大半个习安市都知道了她。

    而她自己直到此刻，仍然不知道那天晚上的选择究竟算什么。

    她是在救人？还是在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