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粮食要卸上岸,改由陆运,车拉牛驮,运到长安。一年运粮一二百万石,就够朝廷忙活一整年。
问题,就出在这段陆运上。
从洛阳到长安,陆路八百里;从陕州到长安,也有六百里。六百里陆运,一石粮的运费,要花去一千文钱;而粮本身,一石才值几十文。运费是粮价的十倍还多。运到长安的一石米,一半是米,一半是脚钱。更要命的是三门峡。三门者,神门、鬼门、人门也。黄河在这里被山势一束,河水如沸,中有砥柱,船行至此,十有七八要翻。老船工说:神门不敢过,鬼门过不去,人门过去,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三门的险,是天下闻名的:黄河到了这里,被两山夹住,河面骤然收窄,水流如箭;河心立着三根石柱,浪头打上去,碎成一天的白雾。船进三门,先要认准水道,一桨偏了,不是撞上石柱,就是被浪掀翻。漕船过三门,船工们要在岸边烧纸祭河神,求神门、鬼门、人门,今天开恩,放这一船过去。每年漕运,三门之下,总要沉几船粮,死几个人。朝廷不是没想过办法:开陆路、修栈道、改车运——都试过。陆运的车,走一趟,车坏牛死;运费贵,耗损大,运量还上不去。年年运,年年亏,年年不够。
开元二十一年,又一位财臣,走到了台前。他叫裴耀卿。
裴耀卿比宇文融年长十岁上下,绛州稷山人。此人行事,与宇文融大不相同:宇文融性急,锐意进取,如快刀;裴耀卿性缓,老成持重,如钝斧。他做地方官多年,从长安令做起,历州刺史、京兆尹,所到之处,以宽厚著称,百姓爱戴。开元二十一年,玄宗擢裴耀卿为宰相,兼江淮河南转运使,把漕运的担子,交给了他。
裴耀卿接了这个差事,没有急着上任,先把漕运的旧账,翻了个底朝天。
他算了一笔账:漕粮从江淮到长安,全程数千里,船换车,车换船,一石粮的运费,抵得上粮价的十倍。钱花在哪儿了?花在“车牛”上——陆运的牛,要人养;陆运的车,要人修;陆运的夫,要人雇。六百里陆运,就是六百里银子。他又算了一笔账:江淮的粮,不是不能多运,是运不到——船到了陕州,过不了三门;粮堆在岸边,等着车拉,一年就那么几个月,运多少,全看有多少车、多少牛。
算完这两笔账,裴耀卿上疏,提出八个字:变陆运为水运,分段转运。
他的办法是:在黄河与汴河交汇处的河口,置河阴仓;在三门之东,置集津仓;在三门之西,置盐仓。江淮的漕船,只运到河阴仓,卸粮入仓,船即回航;河阴仓的粮,由黄河船运至三门东的集津仓;三门天险,粮不入河,改由陆运十八里,运到三门西的盐仓;盐仓的粮,再装船,逆流而上,运至太原仓,转漕入关。每一段,都有仓;每一段,都换船;船不越段,段段接续。三门之险,用十八里陆运绕过;其余千里水路,全走水运。这样,运费大省,运量大增,一年四季,都能运粮。
开元二十二年的春天,第一支按新法编组的漕船队,从扬州出发了。
船队入汴河,过通济渠,一路北上。船到河阴,不再西进,船夫们把粮一袋袋卸进河阴仓,然后掉头回航——往年,他们还要咬着牙闯三门,今年,不闯了。河阴仓的守仓吏,看着仓廪渐满,连夜给长安发了一封喜报。三门东的集津仓,十八里陆路上,牛车来来往往,把集津仓的粮,一车车运过三门,卸进盐仓。盐仓西边,又是一队漕船,等着装粮西行。老船工们站在三门峡口,看着自家的船,平平稳稳地从仓边驶过,再也不必在神门、鬼门之间搏命,都呆住了。有个老船工,在三门撑了一辈子船,一只眼睛被礁石溅起的浪花打瞎了。他看着那一队队绕开三门的船,忽然蹲在地上,哭了。问他哭什么,他说:我那些死在三门里的弟兄,没赶上这一天。
新法推行三年,效果惊人:三年间,漕运至京师的粮食,累计七百万石;岁运之数,从一百余万石,增至三百万石以上;每年省下陆运之费,三十万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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