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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 佛道论衡与三教合流(6/7)

上,孔子居中,老子居左,释迦居右,三位圣人都笑呵呵的,像三个老友。这样的画,长安的画师画了一茬又一茬,寺庙里的壁画、道观里的屏风、士人书斋里的挂轴,处处可见。有人觉得不伦不类,可看久了,又觉得本该如此——三家打架打了几百年,打到最后,发现谁也打不死谁,索性坐下来,一起喝茶。

    玄宗御注三经,是这格局的关键一步。他在位四十四年,亲注三教之经,颁行天下——这一举动,等于给三教合流盖上了天子的印。从此,三教的关系,从“争”,变成了“融”。

    融的结果,是一千年。

    宋代的理学家,讲“存天理,灭人欲”。这话听起来是儒家的,可细究起来,里面分明有道家《坐忘论》“主静去欲”的影子,也有佛家“无欲则刚”的回响。二程、朱熹,都曾出入佛老数十年,然后才“返求六经”——他们的学问,是三家熬出来的汤。

    明代的王阳明,讲“致良知”,讲“知行合一”。他的“良知”,近于禅宗的“本心”;他的“事上磨练”,又有儒家的功夫。阳明心学一出,天下风从——那是禅宗的种子,在儒家的土壤里,开出的花。

    道教也在变。唐代以后,道教讲“性命双修”,讲“明心见性”——这些词,都是从禅宗借来的。内丹派兴起,吕洞宾、张伯端,都主张三教合一。张伯端在《悟真篇》里直说:教虽分三,道乃归一。

    佛教更不必说。中土的僧人,讲“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把儒家的孝、道家的身,都纳入了佛门。禅宗的“不立文字”,是佛教的中国化;而中国化的佛教,又反过来养了中国的诗、画、书法——王维的诗里有禅,苏轼的笔下有道,李白身上,儒道佛三家,混成了一坛酒。

    盛唐的诗人,几乎个个是三教混合体。李白少年学剑、中年求仙、晚年参禅,一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却又“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儒家的抱负、道家的逍遥、佛家的空寂,在他身上居然不打架。王维更是典型:他做官做到尚书右丞,同时持斋奉佛,“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他画山水,笔下有禅意,被后世尊为“南宗画祖”——一个画家,用道家的笔法,画出了佛家的意境,又安放在儒家的案头。这样的复合人格,放在别的朝代,是分裂;放在盛唐,是自然。

    到了民间,三教更是早已不分家。一座庙里,可以同时供着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办丧事,要请和尚超度,要请道士作法,要行儒家的礼。中国人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三位老人家,各管一事,谁也犯不着谁。灶王爷上天,说的是道家的日子;中元节放河灯,用的是佛家的仪式;过年贴的春联,写的是儒家的吉祥话。三教不是三座山,是三条河,流着流着,汇成了一片海。

    后人论三教,有句话说得最透: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

    这便是三教合流之果。不是谁吞并了谁,而是谁都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缺的那一块。儒有了道的超脱,才不至于迂腐;道有了佛的慈悲,才不至于冷漠;佛有了儒的担当,才不至于虚无。三家互为表里,缠成了一条根,深深地扎进中国人的心里。

    而这一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开元。追溯到那一场雪夜里的论衡,追溯到那三卷御注的经,追溯到那个在滑台大云寺里,独自面对满殿大德的老僧。

    盛唐的包容,不是没有原则的宽容,而是有底气的自信:它不怕人吵,因为它知道,吵到最后,大家会找到共同的东西。它不怕外来,因为它有本事把外来的,变成自己的。

    三教归一的文化基因,就这样种下了。一千多年过去,它还在中国人的血脉里流着——流成一种气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这气度,是从开元来的。

    论衡那夜,玄宗留一行夜话。烛影摇红,他忽然问:“一行,佛与道,孰为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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