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长安有长安的空气,圣心有圣心的去处,使节还朝,总要带回一些让君王高兴的东西。王玄策献上方士,未尝没有迎合上意的心思。
此后的事,史书下笔极简,却极重:太宗令娑婆寐于金飚门内造延年之药,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历一年而药成——服之,无效。贞观二十三年,太宗崩于翠微宫。
服天竺方士之药,究竟是不是太宗之死的诱因,朝议汹汹,终无定论;高宗即位后,娑婆寐被放还天竺,死于道中。
后人修史,在这段公案边上,淡淡记下了王玄策的名字。
功在一人灭国,过或在一介方士——历史对王玄策,从来都是这种笔法:轻轻带过,又重重一笔。
而王玄策自己做的,倒是一件安静的事:他坐下来,把两次出使的行程、山川、物产、佛迹、列国风土,写成一本书——《中天竺国行记》,凡十卷,附图三卷。
书中记耆阇崛山的勒石,记摩诃菩提寺的菩提树影,记茶镈河的水文,记诸天竺的兵制、稼穑、刑律、历法。
写书那些年,他官位依旧不高,在将作监与卫尉寺之间迁转,管器械帐幕、宫廷营造,与天竺毫无干系。
同僚只见他下了朝就钻进书案,一幅一幅地补图,一条一条地抄写行程——某驿某馆,某城某河,某年某月。有人笑他:以灭国之功,写地理之书。他不答。
其实他比谁都明白自己在写什么。
书里有一段论天竺道路:自长安至摩伽陀,其道有二——北道出敦煌,循于阗,逾雪岭,岁余乃至;南道出鄯州,经吐蕃,过泥婆罗,数月可达,然必待唐蕃甥舅之好不坠,道乃通。
他特意在这段后面加了一句按语:道通与不通,不在山川,在两国之交。
他似乎早已明白:刀兵的胜负十年就淡了,而道路与见闻,能留千年。
可惜此书宋代以后散佚,如今只剩敦煌残卷里的零篇断句,与诸书征引的数十条佚文。
后世人知道王玄策,多半不是从他的书里,而是从两《唐书》那段不足四百字的列传里——偏偏就是这四百字,养出了一个千古传奇。
传奇与史实之间,隔着一层薄纸,戳破了看,反而更令人心惊。
所谓“一人灭国”:其一,灭的其实不是国——中天竺摩伽陀换了主人,天竺诸邦依然各自为政,唐军未留一兵一卒、未置一县一州,王玄策的胜利是一次纯粹的讨伐,不是征服。
其二,靠的也绝非“一人”——八千二百吐蕃、泥婆罗骑兵是刀,松赞干布的甥舅之义是柄,而真正开刃的,是大唐二十年攒下的国势。
抽掉其中任何一样,王玄策都是驿馆里的一缕冤魂。
甚至还有第三层:王玄策赢的,是一个已经烂了的国家。
阿罗那顺篡逆自立,天竺诸邦不服,摩伽陀境内民怨已起——客军入境,降城五百八十,多半不是被打服的,是顺水推舟。真正的硬仗,一场也没有。
倘若换作戒日王在世、五天竺上下一心,八千骑兵能否活着走到茶镈河,未可知也。
那么,为什么千古之下,人们记住的还是“一人”?
因为人们记住的,其实不是兵力,是胆魄:使团尽墨、只身脱险、不归国而径借属国之兵、以檄文代诏、以使节为将、三日破城、生擒其王——每一步,若是禀命而行,都等不起;不禀命而行,都是掉脑袋的罪。
他赌上的从头到尾只有两样东西:自己的性命,和大唐的名号。
结果名号兑现了,性命留下了,脑袋也保住了——朝廷终究认可:持汉节而制万里,虽古之名使,何以加焉。
这才是“国际威望”四个字最实在的注脚:威望不是别人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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