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乘。
日常里,郭子仪更从不以功自矜。每入朝见代宗,必免冠趋拜,自称为“老臣”、“犬马”,从无半分“再造元勋”的架子。代宗有时戏言:“令公功高,何必如此多礼?”他正色:“礼者,臣之分也;分失,则君疑。子仪不敢以功废分。”——他把“功”与“分”分得极清:功是替君做的,分是向君守的;功愈大,分愈不可逾。这道理,安禄山不懂(以功逼君),仆固怀恩不懂(以功挟君),唯郭子仪懂,且一世奉行。
可与他并论的,是李光弼。二人齐名,世称“李郭”,河阳一战(前章“史思明复叛与河阳之战”已书其勇),李光弼用兵之精,犹在郭子仪之上。然光弼性严毅,治军如山,令出必戮,士卒畏之而不亲之;晚年为程元振所谗,拥兵不敢入朝,忧愤成疾,郁郁而终。郭子仪闻之,叹曰:“临淮(光弼封临淮郡王)用兵,吾所不及;然以宽得士,以信得君,吾胜之。”此言不虚——李光弼强在“能”,郭子仪胜在“容”;能者服人以力,容者服人以心。乱世之中,力能克敌,却难克君之疑;心能化疑,方能全身。李郭之别,恰是“功高者”两种结局的分野:一个以严终,一个以宽全。郭子仪的“宽”,不只是性情,更是算准了的生存——宽则士附,士附则君信,君信则身安。
长安的朱门千万,唯有汾阳王府,敢把门敞给人看。门里没有藏着刀,没有掖着私,没有算计天子的兵权——这,才是郭子仪能活过整个乱世的,真正护身符。
第三节谦退之道——“臣不过一卒”
郭子仪最让人叹服的,不是会打,是会退。
他功成不居。每一次大功之后,朝廷封赏,他必上表辞让,说:“平贼者,将士之力,非臣一人之能。”收复两京(前章“香积寺之战”“洛阳收复”已书其勇),论功第一,他辞司徒;单骑退回纥、再造唐室,威望震主,他辞尚书令——此职自太宗后不授人,他坚辞不受。代宗爱其功,强欲授之,郭子仪表疏十上而不止,终伏陛前流涕:“太宗以是官定天下,岂臣所敢嗣?陛下若以功赏臣,厚禄足矣,岂宜加此不敢当之职,使天下谓陛下私于旧臣?”代宗见其意坚,乃止。时人谓:“郭令公一辞,而全君臣之义。”他辞的不是官,是那足以招忌的“非分之位”——位愈尊,主愈疑,他比谁都早看穿这一层。
他严禁子弟任要职。郭子仪有子婿辈多在军中,他屡屡约束,不许恃父荫掌枢要。其子郭暧,尚升平公主,贵为驸马,郭子仪仍不许其预机要,每诫:“清慎自守,勿恃岳家。”有庶子欲求一美阙,郭子仪怒斥:“吾为国大臣,岂可以私废公?尔若有贤,自当迁;不贤,吾虽为尔求,天下笑尔,亦笑吾。”有人劝:“大人功高,正当使子弟布列要津,以为枝附。”他正色:“国家酬功,自有常典。若使吾家尽据津要,天子疑惧,谗人得志,是速祸也。”他宁可子弟为寻常武弁,也不让他们,碰那足以招忌的权柄。这“不任子弟”,与安禄山“假子成军”、仆固怀恩“举家为将”恰成对照——前者以权传家而亡,后者以退保身而全。
最动人的是“一次赏赐的分发”。代宗曾赐他良田美宅、金帛无算,旨意一下,汾阳府上,箱笼堆叠如山。旁人以为郭令公会据为私藏,孰料他当庭对使者言:“陛下之赐,臣敢不领?然臣之领,非为私藏。”遂将京师良田尽捐为义庄,收养阵亡将士孤寡;金帛则散作军中犒赏、故旧周济,自己府中,不留一镒之余。有幕客悄声问:“王爷自家,不留些须?子孙将来,靠什么?”郭子仪指着敞开的府门,笑了:“子孙有才,不赖吾财;子孙无才,留财适足败家。吾留与他们的,唯这敞开的门、坦荡的名——这,比万金重。”那一日,长安城里的老卒遗孀,多收到一份来自汾阳王府的接济,不知者,还道是朝廷恩典——郭子仪从不署名,也不声张。他散的哪里是财?是功成之后的那份清醒:财聚则疑生,财散则心安;一个将帅,把赏赐都分了,朝廷便没什么可“抄”的,小人便没什么可“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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