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节,所得者何?一‘跋扈’之名耳!”他性烈如火,却也只得把那火,咽回肚里。乱世里,功高者未必得赏,得宠者未必有功——这道理,武将们是拿血换来的。
程元振亦在此列。他虽后起,却与鱼朝恩、李辅国一脉相承,皆以阉人之身,握禁军之柄。三宦并立,朝堂之上,武将的脊梁,便一年矮似一年。
程元振尤工腹剑。他不像李辅国那般张扬,也不似鱼朝恩那般粗粝,专在暗处下手——哪位将领声望稍起,他便寻隙谮毁;哪位藩臣不肯曲事,他便壅蔽君听。来瑱镇襄邓,有威名,程元振忌之,诬以“不轨”,逮至京师赐死。一镇良将,竟死于阉人之口,举军寒心。自此后,带兵的更不敢立尺寸之功,唯恐“功高”二字,招来监军帐里的一句谗。
可笑的是,这三宦之间,也并不和睦。李辅国倚老卖老,视鱼朝恩为后辈;鱼朝恩粗豪,素轻程元振的阴柔;程元振则暗中蓄势,专等前两人失势,好取而代之。他们共掌禁军,却各养私人,互相侦伺——宫墙之内,阉党与阉党之间,也演着一出出夺权的小戏。一个王朝的枢机,便在这群不男不女、不文不武的人手里,被拨弄得团团转。他们争的,不是社稷,是“谁离天子更近一步”;而离天子越近,离天下苍生,便越远。
这正是宦祸最毒处:它不光夺了兵权,更绝了武将的念想。名将如郭子仪、李光弼,尚且明升暗夺、束手闲居;寻常裨将,更只求“无过”,哪敢求“有功”?一支不敢打仗、不愿打仗、不被许打仗的军队,纵有百万,也只是宫门外的摆设。而宫墙之内,那几双捏着兵符的阉人之手,便愈发稳了。
最可叹的是那些中下层兵卒。他们不知朝堂上的弯弯绕,只知:自家将军打了胜仗,报上去的功,倒有三分落进监军帐里;自家将军提了个方略,监军一句话,便改了、废了、乃至反成了败着。久而久之,将士离心——打赢了,是宦官的“运筹”;打输了,是武将的“怠慢”。仗,便越打越没滋味。
李光弼性刚,最受不了这口闷气。河阳大捷后,他回长安复命,鱼朝恩当廷温言慰劳,转脸却对肃宗道:“光弼持重太过,失之畏葸。”李光弼听说,只冷笑一声,从此益发缄默。他晓得,在宦官跟前,你越有功,越招忌;不如藏锋,免得锋芒伤着自己。一代名将,竟被逼成了“顾望”之态——这“顾望”二字,后来竟成了他的罪名,史书里多了一句轻飘飘的贬。可谁又想过,那“顾望”背后,是多少回想说话、又被一只无形阉手,死死捂住的喉咙?
河阳城头那日的掷刀,李光弼曾吼出“刀在河在,刀亡河亡”;如今这柄刀,还在他手里,可握刀的手,已被无形的绳缚住。他有时夜中独坐,摩挲着冰凉的刀身,会想起白孝德——那个西域来的少年,曾为他阵前斩将,如今也学会了在监军帐前,把头低下去。英雄老去,不是老在鬓边,是老在那一声“诺”里,老在那不敢不服的跪姿里。
郭子仪自邺城解兵权归长安,闲居而已。偶有故人相访,见他庭中种菜,笑问:“令公不复谈兵乎?”郭子仪摇头:“谈不得了。”停了停,又道:“如今这兵,不是咱们这些粗糙汉子谈得的。”一句话,道尽武人之耻——不是不能打,是不配再碰那杆枪。
昔日香积寺,他郭子仪一杆令旗,号召十五万;如今,连府中仆役都知道,见着穿紫袍的宦官,要绕道走。香积寺那一战,唐军斩叛六万,收两京、复社稷,何等轰烈;可仗打赢了,赢家却不是带兵的人。兵权如流水,从武将手中,悄无声息地,流进了阉人的袖里——这或许,才是香积寺大捷背后,最叫人齿冷的后话。他有时独坐中庭,望见天上云卷云舒,会想起灵武城头那场祭旗——那时肃宗说“两京不可不取”,眼里是火;如今这火,灭了,换成宦官帐中那点阴冷的烛。
第三节河朔三镇——“降将的裂土”
平叛打了八年,血流漂杵,可这“平”字,从根上就带着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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