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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秀兰也早就看出了刘万银不对劲。她十九岁，在成都谈过恋爱，见识过男人，知道男人看女人的眼神。刘万银看她的眼神，不像是看知青，倒像是看猎物。

    她不怕。她心里有数。

    1970年夏天，一个闷热的晚上。

    李秀兰躺在床上，还没睡着，身上穿的极少。听见门外有动静，她睁大眼睛，借着微弱的光线努力向外看。她看见门缝里伸进一把刀，薄薄的，像柳叶，正在拨门闩。拨了好一会儿还没拨开，拨门闩的手好像不怎么灵活。

    她没有喊。她等着。她猜不是盗贼，应该就是刘万银。把她安排住这里，他也许早就起了逮猫儿心肠。

    门开了，一个人影闪进来，踉踉跄跄往里走，满身酒味，苞谷酒，两毛钱一斤的那种。

    “李秀兰，”那人吐着酒气小声说，“我来了。”

    听声音就知道是刘万银，猜得一点没错。

    “刘队长，半夜三更撬门进来干什么？”

    他不知是醉得麻木了，还是真没有听见，反正他没有答话，只管扑上来，压住了她。

    他的手很大，很粗，像树皮，在她身上摸来摸去。她没有咬，没有挣扎，闭着眼睛，像死了一样。她更没有喊叫——她知道如果喊叫，肯定会把他吓醒或吓跑。

    他借着酒劲来，说明他有贼心没贼胆，没有酒壮怂人胆，他是不敢来的。如果真的大声喊叫，有人来了，两人都下不了台。

    但就是这样，他也没做完整。

    不是他不想，是他不行。他在她身上折腾了半天，满头大汗，最后还是泄了气，滚到一边，打呼噜——为了壮胆，他灌的实在是太多了。

    李秀兰睁开眼睛，看着屋顶的茅草，又看着墙上那个小窗。窗口里漏进一束月光，像一缕轻纱，朦朦胧胧，若隐若现。

    她爬起来，穿上衣服，打开门，走了出去。

    她没有去找龙家平，没去找任何一个人，而是一个人在菜地边坐下来。夜露很重，打湿了她的裤脚。她坐了很久，想着怎么把刘万银最大限度地利用好。

    三天后，李秀兰出现在公社。

    她穿着最好的衣服——一件格子衬衫，一条蓝布裤子，洗得干干净净。她把头发梳了，编成一条辫子，垂在胸前。她没有化妆，但她白，白得让公社办公室里的男人都抬头看她。

    她去找的是公社***副主任赵天贵。赵天贵五十来岁，秃顶，肚子大，像怀了六个月。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摊着一摞文件，最上面一份的标题是“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意见”。他看着李秀兰，眼睛眯成一条缝。

    “李秀兰同志，”他说，“你有啥事？”

    “赵主任，”李秀兰说，声音轻轻的，尾音往下沉，“我有情况要汇报。”

    她汇报了刘万银“破坏知青工作”——克扣知青口粮，给知青派重活，晚上骚扰女知青，“影响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热情”。

    她没有说“强暴”。她说的是“骚扰”，是“破坏”，是政治问题。她不是要减轻刘万银的罪过，她是要给自己留一些面子。

    赵天贵听着，眼睛眯成一条缝。他不是傻子，听出了弦外之音。他看着李秀兰，看着她的白，看着她的腰，看着她的眼睛——那眼角微微上挑，像两把钩子，钩得人心里发痒。

    “李秀兰同志，”他说，“你的情况，我了解了。刘万银的问题，组织上会调查。你……你先回去，等消息。”

    李秀兰没有回去。她往前走了半步，靠近办公桌。她的辫子垂在胸前，发梢扫在桌面上，像一根手指轻轻抚摸。

    “赵主任，”她说，声音更低了，“我一个人，在四宝村，害怕。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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