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天夜里，她坐在台灯底下，坐了很久。

    赵思远睡熟了，小脸红扑扑的。缝纫机罩着布罩。账本压在箱底。她把它们一样一样想过来。

    去机关，意味着啥子？意味着走进人堆。她这十几年，活得像一抹影子，最怕的就是人堆，人堆里眼睛多，眼睛多了，就有人认出“海棠”，认出“职业未亡人”，认出那些她烧了、埋了、缝进棉袄里的事情。还意味着那个手握扣子的男人更容易找着我。他推荐我，图啥子？仅仅是为了感谢我救了他娃儿？

    她低头看自己的手。白天机房里，同学们笑她“踩缝纫机的手”。她今年三十多了。缝纫机踩得再好，踩到五十岁，还是个裁缝；字打得再快，坐在机关里头打，打出来的东西，只能叫文件。

    儿子上学了，人家问起来：“你妈妈是干啥子的？”赵思远说“踩缝纫机的”，还是说“在机关上班”？

    她想起文清远很多年前那句话：“人要想不被欺负，得先识字，得有文化。”

    文清远烂尾了，这句话没烂。这句话是对的。

    她拉开抽屉，拿出一张稿纸，练字。这是她每天晚上的功课，一页，雷打不动。今天她写的是苏东坡那句：“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写完，她看着纸上的字，忽然轻轻笑了一声。

    去！为啥子不去？她苏春棠从李家沟的深沟边上走出来，从夜来香的霓虹灯底下走出来，从山西的矿洞里走出来，啥子场面没见过？一个机关临时工，还吃不倒她。

    至于那个推荐我的男人，她把灯关了，躺到床上，在黑暗里对自己说：苏春棠，你记到，男人的“顺手”，都是标了价的。他标价之前，你先把东西拿到手；他伸手的时候，你再决定给不给。

    这条规矩，是文清远教她的，是山西教她的，是三个死男人教她的。

    但这一次，标价的人，未必是她想的那种人。

    进机关报到那天，她穿了一件素色的确良衬衫，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

    办公室分给她一张桌子、一台打字机。主任交代：整理历年的文件档案，录入，归档。话不多，眼神却意味深长，全机关都晓得，她是“师厅长推荐来的”。虽然推荐的时候，他还只是副厅长，但人们都习惯性地叫师厅长，谁也不会刻意去加一个“副”字。

    中午在食堂，有人挨着她坐，拐弯抹角地打听：“苏姐，你跟师厅长是亲戚哇？”

    “不是。”

    “那是……”

    “我救过他屋头娃儿。”她夹了一筷子回锅肉，说得平平常常，“他要谢我，我要找活路，就这么回事。”

    这话半真半假，堵得人家没法接。

    下午下班，她在楼梯口遇见了师文鸣。不是偶遇，她看得出来，他是算着点儿从那层楼过的。

    “还习惯不？”他问。

    “习惯。谢谢师厅长。”

    “莫喊厅长。”他摆摆手，笑了一下，“喊师老师。我在师范大学读过书，喜欢这个称呼。”

    楼梯间的光线暗。他站在那儿，没有要走的意思，也没有要逼近的意思，就那么隔着三级台阶，不远不近。半晌，他说：“苏春棠，那天在电大教务处，我以为你不会来。”

    “为啥子不来？”

    “因为你看我的那一眼。”他慢慢地说，“你看人的时候，先看人后头有没有刀。我那样的人，后头一般都别着刀。”

    苏春棠的心，蓦地一紧。

    十几年了，男人看她，看脸，看腰，看胸，看腿。头一回，有一个男人，说的是她“看人的样子”。

    她垂下眼睛，再抬起来，脸上已经是平的：“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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