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里开始。观察组早期值班表也留下过她刚转岗时的变化。第一周，姜岑照着模板写，几乎每一栏都填满。对象几点醒、吃多少、是否主动提旧姓名、见到熟人时心率变化，全有数字。第二周开始，她在一些栏目旁边画斜线，不再记录。被她划掉最多的是“亲密反应评分”。

    项目要求观察员在对象与家属、伴侣或指定锚点接触以后，用一到五分评价依赖程度。姜岑在第三次值班后写过一行备注：“别拿人家吵架打分。”主管让她按格式补，她补了两次，后来又开始空着。另一个表格要求记录对象是否主动使用旧姓名。姜岑没有只写“是”或“否”，而是把当时场景写进去：有人在梦里叫旧名，有人在医生反复提醒后才说，有人只是看见旧照片认出自己。

    这些细节在统计里很麻烦。对人却重要。周序翻这些表时第一次看到一个还没完全变成后来那个姜岑的女人。她会在制度里硬填自己觉得有用的句子，也会因为主管退表不得不重写。她不是一开始就掌握所有技术。也不是一开始就相信“只要安排好生活就能稳定一个人”。这种相信，是她后来在工作里一点点学会的。因此也更难说她后来对周序做的那些安排究竟从哪里开始变质。她用过自己曾经反对的评分，后来又用路线和生活去保护周序。职业方法和私人感情早就混在一起，连她自己大概也分不清。

    中午临江警方从另一处旧存档找到一张人员变更表。原本的S-06在四年前八月二十八日状态变更为“退出医疗序列”。第二天，观察组增加一名临时人员姜岑。两条记录的身份证号码位置都被遮蔽，出生年月却完全一致。这是行政层面的第二份确认。中午以前，临江警方还找到了安澜当年的一名护理员。女人姓孙，已经转去民营养老院工作。她记不住S-06这个编号，却记得姜岑，因为姜岑刚从封闭区出来那段时间不肯让别人替她收拾床头柜。护理员按规定每天要确认药盒、饮水和尖锐物，姜岑总是提前自己摆好，东西朝向几乎不变。

    “她是不是强迫症？”陈警官问。

    “不是。”孙护士说，“她怕别人动完以后，她自己不知道原来放哪儿。”

    周序听见这句话，想起云栖公馆的玄关。姜岑的钥匙总放在最靠墙的小碟里，零钱放另一只，外卖袋从不直接放餐桌。周序有一次替她整理，顺手把剪刀移到抽屉，她找了十几分钟，最后没有发火，只让他以后不要替她换地方。当时他觉得她生活习惯重。现在那种坚持有了更具体的来处。一个记忆被处理过的人，会用物的位置确认昨天是否真的发生过。

    孙护士还记得姜岑最讨厌别人说“你昨天答应过”。

    有一次项目人员来让她签后续观察同意，拿出前一天签过的说明，说只是补一份手续。姜岑看完没有签，要求对方重新从第一条念。工作人员嫌麻烦，提醒她昨天已经听过。

    姜岑把纸退回去。“今天听完，今天再决定。”姜岑说。

    孙护士当时就在旁边，所以一直记得。这句话让周序很久没有动。三年以后，姜岑给周既明第二针时，没有做到自己曾经要求别人做到的事。她明明知道“昨天同意”不能替今天的人决定。可她还是替他决定了。人不是因为受过一种伤，就自然不会把同样的伤给别人。这比把姜岑解释成一个被项目逼坏的受害者更难接受。孙护士不清楚姜岑后来为什么愿意进观察组。她只记得离开封闭区以前，姜岑自己写过一张生活恢复清单。清单内容没有秘密：去菜市场一次，自己坐公交回租屋，连续三晚不开监测灯睡觉，重新联系一个朋友，找一份能够按月领工资的工作。

    项目只批准了前三项。

    “为什么工作不批？”周序问。

    “他们说外部工作不可控。”孙护士说。

    后来周既明提出让她先在项目里做助理，恰好解决了“需要工作”和“环境可控”两边。当时这看起来像折中。现在周序才看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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