睛里很空，像一口干涸的井。

    “我进去，手里拿着家伙。”他说，“他们看见我，愣住。那家的男人站起来，冲我喊，问我干什么。我没说话，直接动了手。”

    “四个人，一个都没走？”

    “老人先倒下的。”他说得很平，像在说别人家的事，“我一边动手，一边想，他们压了我三年，这回我不压了。等我把事情做完，屋里已经没声音了。我站在那儿站了很久，血滴到脚底下，才回过神来。”

    “你当时是怎么逃走的？”

    “我从后门走的。”他说，“年夜饭那个点，街上没人，警力也松。我换了身衣服，揣了点钱，沿着河走了半夜。天亮的时候，我已经出了城。”

    “之后这十八年，你一直在绿岛？”

    他摇了摇头：“先在外面躲了几年，打零工，不固定。后来风声淡了，才到绿岛来，开了这家店。”他说着，忽然笑了一下，“刘国顺，这个名字，是我自己起的。国顺，国泰民顺。我以为，改了名字，就能把那段日子也改了。”

    我盯着他：“那你改了没有？”

    吕万顺看着我，眼里的光暗了一下。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低头看自己的手，那层厚茧，那是多年收银、搬货、看店磨出来的。

    “那家的小孩，多大？”赵凯忽然开口，声音很沉。

    吕万顺的手指动了一下，没抬头：“十二岁。”

    “十二岁。”赵凯重复了一遍，手里的笔没动，“你下手的时候，他喊了没有？”

    屋里彻底静下来。日光灯的电流声在墙上回响。

    吕万顺坐在那里，很久很久，才开口，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喊了。”

    “喊的什么？”

    “喊……爸爸。”他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终于抖了一下，“他喊爸爸。”

    我看着他。那盏白炽灯的光打在他脸上，照出他一身的老年斑，照出他那双空的眼睛里，终于泛起的一层水光。

    十八年了。他跑过半个中国，改过名，开过店，当过一个和气的老头，街坊都说他好。可那一声“爸爸”，还是跟了他十八年。

    “笔录，签个字。”我说。

    他抬手，在笔录上按了手印，又签下两个字。我低头看了一眼，他签的不是刘国顺，是吕万顺。工工整整，一笔一划。

    老张在玻璃后面站起来，推门进来，拍了拍我的肩：“笔录做得扎实，谢了。”

    “应该的。”我说。

    吕万顺被带出去的时候，走到门口，忽然停住，回过头来，看着我。

    “聂所长。”他喊了我一声。

    “嗯？”

    “这些年，我一直以为，那件事已经过去了。”他说，声音很轻，“可每天晚上，我都能听见那声‘爸爸’。”他顿了顿，“今天你们把我抓了，我反倒，踏实了。”

    我没接话。他被人架着，走了出去。审讯室的门在身后关上，日光灯还在嗡嗡响着。

    赵凯合上笔录本，站起来，看了我一眼：“这案子，算结了吗？”

    “算开了个头。”我说，“后面移交锦西市，还有得审。”

    我走出审讯室，走廊里已经安静下来。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屏幕。没有新消息。

    柳萤那边，大概已经开始忙了。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回到办公室，在桌前坐下。桌上还摊着昨晚的案卷，我翻到最后一页，在“办结”那一栏，落下笔。

    窗外，天已经蒙蒙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