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楼板下面。”

    陆云想象着那个画面。一个二十六岁的姑娘，在加德满都一栋陌生的房子里，被坍塌的房梁压住。黑暗、灰尘、疼痛。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家人是否还活着，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挖她。

    “被压了多久？”他问。

    “十个小时。也许更久。不太记得了。”

    十个小时。在黑暗和疼痛中等待十个小时。她的肺大概就是那时候被压伤的——胸腔被重物压迫太久，造成了慢性的损伤。她从来不详细说这件事，只是在偶尔的咳嗽里暴露它的存在。

    “后来是谁把你挖出来的？”

    “邻居。还有几个中国救援队的。”她说这话的时候，看了陆云一眼。“所以他们跟我说，中国人很好。你也是中国人。”

    陆云低下头。他不是救援队的。他只是一个商人。他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

    “你恨那座山吗？”他问。

    尼玛摇摇头。“不恨。我阿妈说，山是活的。它给，它也拿走。它拿走的，会在别的地方还回来。”

    “用什么还？”

    她没有回答。她把目光从鱼尾峰收回来，落在船头的某个点上。

    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了。湖面上的最后一丝雾气也消散了，湖水呈现出一种深沉的碧绿色，清澈得可以看到水下几米深处的鱼群。鱼尾峰的倒影完美地印在水面上，只有偶尔被船桨搅动的时候，才会碎成一片跳跃的光斑，然后又慢慢恢复成完整的形状。

    “你知道吗，”尼玛忽然说，“我在加德满都见过很多游客。他们来杜巴广场拍照，去寺庙拍照，在湖边拍照。拍完就走了。他们带走的都是照片。”

    陆云想起了他在杜巴广场举起又放下的相机。

    “你从来不拍照。”她说。

    “我拍。”他说，“只是那天没拍。”

    “为什么？”

    他想了想。“因为我觉得，那个画面不需要被记录下来。它会自己留在脑子里。”

    尼玛看了他一会儿。她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她把桨重新插入水中，船缓缓地转了个方向，朝岸边划去。

    “你刚才说山是活的，”陆云说，“是什么意思？”

    “不是你们汉人想的那种‘活的’。不是说它会走路、会说话。”她想了想，像是在找合适的词语。“是山里面有力量。你站在山上，那力量会穿过你的脚底，进到你的身体里。你能感觉到它在呼吸。”

    “所以你每次上山都要祈祷。”

    “不是祈祷。是打招呼。”她说，“就像你进别人的家，要先敲门。”

    “山是你的家？”

    “是我们夏尔巴人的家。我们住在山上，死在山上。”她把桨换到另一侧。“总有一天，会把命还给山。”

    她说得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实。陆云想起了郎当山谷那场雪崩——她后来在木屋里说的那句话：“你站在山上，就要随时准备把命还给山。”此刻在费瓦湖的晨光里，他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她那句话的含义。对她来说，这不是勇敢，不是牺牲，只是事实。像一个农民知道庄稼会收割，像一条鱼知道河流会入海。不是宿命，是常识。

    船靠岸了。

    栈桥边已经热闹起来了。早起的小贩在岸边支起了摊位，卖水果的、卖围巾的、卖手工艺品的。有个小孩举着一串塑料花跑来跑去。阳光已经完全驱散了湖面上的雾气，费瓦湖褪去了清晨的神秘，露出了一副日常的面孔——但那种日常也是美的。远处的鱼尾峰依然静静地矗立着，安纳普尔纳山脉在它身后绵延展开，像一排沉默的守护者。湖水的颜色从清晨的灰蓝变成了正午的碧绿，清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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