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不爱你。那是假的。”

    最后一行字，不是中文。是夏尔巴语，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他看不懂。但他能猜到。那是她在巴格马蒂河畔说过的那句话，用她最初的语言写下来，留给最后看到的人。

    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在膝盖上。窗外灰白色的天空被雾霾笼罩，江面上的货船在雾中模糊成一片影子，汽笛声闷闷地从远处传来。他把笔记本翻到中间那页——画着歪歪扭扭太阳的那页。下面是那句话：他的名字叫太阳。他盯着那个太阳看了很久。那些歪歪扭扭的射线，每一根都是用铅笔一笔一画画上去的。她的手从来不擅长握笔——她的手只擅长握梭子、捻念珠、在雪崩之后念度母心咒。但她用那双手，在这个深蓝色的布面笔记本里，给他写了一整本书。他低头看着手腕上的念珠。一百零八颗。每一颗她都捻过。在加德满都杜巴广场，在费瓦湖船上，在郎当山谷木屋，在和平塔月光下，在重庆公寓沙发上，在梧桐絮飘舞的窗前。她把它们从阿妈手上接过来，又把它们戴在他手上。她说旧的给你，新的留给我。现在旧的在他这里，新的还在她那里，隔着整座喜马拉雅山。

    手机响了。

    不是闹钟，不是微信提醒，不是任何他预设过的铃声。是一个国际号码，来自尼泊尔。他看着屏幕上那一串数字，手指僵住了。那串号码前面是加德满都的国家区号，后面是一串他不认识的数字。响了很久他才接。

    “喂。”

    对面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不太流利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尼泊尔口音。每一个词的尾音都往下沉，像在确认什么。她说她叫阿斯玛，是尼玛的闺蜜。她说她一直想联系他，但不知道联系方式，后来是从尼玛的旧手机里翻到的号码。她问他包裹收到没有，他说刚收到。阿斯玛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那几秒里，陆云听到了加德满都的背景音——摩托车喇叭、远处的钟声、有人在用尼泊尔语喊什么，好像是在叫一个孩子的名字。然后阿斯玛开口了，声音压得很低。

    “她一直在等你来。”

    陆云握着手机的手开始发抖。不是手指——是从手腕开始，沿着小臂往上，一直到肩膀。他的左手攥着念珠，珠子被绷得很紧，线被拉到极限。

    “她怎么样了？”

    阿斯玛又沉默了。那种沉默不是在想措辞，而是不知道怎么开口。他听到电话那头有脚步声，大概是她走到了一个更安静的地方。

    “她的肺，从中国回来之后就一直不太好。回到村里后，诊所的医生说最好去加德满都看专科。她去了，开了一堆更重的药。吃了好了一阵，但冬天一来，山上冷，她又咳得整夜整夜睡不着。阿妈每天早上起来都能在她被子上看到咳出来的血斑。但她从来没叫过疼。连我，她也不说。我每次去看她，她都坐在门廊上，膝盖上铺着那条织了一半的毯子。我问她疼不疼，她说没事。她从来都说没事。”

    阿斯玛的声音忽然变得更低，低到几乎要被加德满都的背景音盖过。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陪着她吗。不是因为她是我朋友。是因为她当年也帮过我。地震那年，我的孩子没了。我丈夫走了。我一个人在加德满都，什么都没有——没房子，没工作，连买一袋米的钱都没有。是尼玛把她的出租屋分了我一半。她自己那时候也在咳血，每天卖毯子回来，累得连话都不想说，还要给我煮茶。她说，阿斯玛，你住在这里，住到你想走为止。我住了半年。她没有向我要过一分钱。她什么都没有向我要过。所以现在是我还她。夏尔巴人相信，欠了债要还。这辈子还不完，下辈子还要还。我欠她很多。我慢慢还。”

    陆云的膝盖上放着那个深蓝色的布面笔记本。窗外，嘉陵江的货船汽笛又响了。他低下头，把笔记本翻到中间那页——画着歪歪扭扭太阳的那页。下面是那句话：他的名字叫太阳。

    “她现在在哪里？”他的声音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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