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走。石板路两边的人家门口，有人认出了她，纷纷停下来。一个老妇人放下手里正在晾晒的衣服——衣服还在滴水，大概是刚从盆里捞起来的——站在门口看着她。一个孩子停止了追逐，脏兮兮的手指还塞在嘴里。一个蹲在门槛上抽水烟的男人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烟雾从他鼻孔里慢慢溢出。他们没有围上来，没有大声喊她的名字，只是站在原地，用目光迎着她。那种目光不是看热闹，不是审视，是夏尔巴人之间最古老的语言——你回来了。你还活着。你还在。

    阿妈站在家门口。

    她比尼玛记忆中更老了。不是皱纹多了——皱纹一直很多。是别的什么。也许是脊背没有以前那么直了。也许是手里攥着的那条抹布更旧了，边缘已经磨出了洞。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旧藏袍，头发编成两条辫子盘在头上，辫子里夹杂的白发比半年前多了许多，从鬓角一直延伸到辫尾。她站在门廊下，看着尼玛从石板路上走过来，一动不动，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但她的手在发抖。那条旧抹布从她手指里掉了下来，落在门廊的石板上，发出极轻极轻的一声闷响。

    尼玛走过去，在阿妈面前站定。雨水从门廊的边缘滴下来，打在她们之间的石板上，发出均匀的滴水声。滴答。滴答。滴答。她看着阿妈的眼睛——那双眼窝深陷的眼睛里，有过太多没有说出口的东西。她忽然觉得自己的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不是咳嗽，是更深的、从心底往上涌的东西。她张开嘴，想说“我回来了”，但那个“我”字还没出口，阿妈已经伸出手，把她整个人拉进了怀里。

    阿妈没有说话。她从来不擅长说话。她只是用那双粗糙的、指节粗大的、和她女儿一模一样的手，一下一下地拍着她的背。尼玛把头埋在阿妈的肩膀上，闻着她身上酥油和柏枝和旧毛线混在一起的气味。那种气味她从小到大都在闻，从来没有觉得它有什么特别。但现在她知道，那是家的味道。她在重庆的无数个夜晚，在客房的落地窗前，在公寓阳台的铁栏杆前，她闭上眼睛努力想回忆的就是这个气味。阿妈的手一直拍着她的背，像小时候她发烧时一样，像地震那年她从加德满都回到村里、浑身是伤、咳嗽不止时一样。阿妈的手从来没有停过。不管她走多远，阿妈的手都在。拍一下，再拍一下。那个节奏和她捻念珠时一模一样——一颗一颗，一下一下，不慌不忙。

    门廊的屋檐下，阿爸坐在那把旧木椅上。他的右腿直直地伸着，膝盖以下搁在矮凳上。拐杖靠在椅子扶手上，手柄被磨得发亮。他比阿妈更沉默。他看着尼玛从门廊上走过来，在他面前蹲下。她把手放在他那只完好的左手上。那只手很粗糙，手指因为常年劳作而变了形，关节突出，指甲缝里还嵌着木屑——他今天大概又雕了一整天的木头。他低头看着她手腕上的红绳——两根，一根深红，一根系着金刚结。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开口了。

    “你回来了。”他说。

    “嗯。”

    “山那边的饭，不合胃口。”

    不是问句。是陈述。尼玛低下头，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是笑，是承认。阿爸没有再说话。他把那只粗糙的、变了形的手放在她头顶上。放在她头顶上的那个动作和洛萨节那天一模一样——轻，很轻，像是怕把一个本来就快碎掉的东西压碎。

    那天晚上，尼玛把从重庆带回来的钱交给了阿妈。不是陆震廷给的那笔——那笔钱还没有到。是她自己攒的。从翻译旅行社稿件的酬劳里，从陆云给她的家用里，从她每个月省下来的药费里。她把那些皱巴巴的人民币和尼泊尔卢比整齐地放在桌上——有些钞票还带着折痕，是她在菜市场买菜时找回来的零钱，一张一张攒起来的。然后从布袋里拿出一个信封。信封里是她在重庆打印好的汇款单——她把这几个月攒下来的钱汇到了父亲名下。阿妈看着那些钱和单据，没有说话。她只是把桌上的钱整理好，放进那个她用了大半辈子的铁盒里。铁盒的盖子已经锈了，边角露出铁皮原本的银白色，但上面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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