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要求下面的镇两位主要领导同时参会，是极为少见的。姚大商一开腔就带上了火药味，“怎么会没问题，这么多年来，遗址区内老百姓造房子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堵了后门，前门不开，叫群众生活怎么改善。”吴建国解释，“遗址区内的群众建房，原则上要外迁的…”姚大商不等他说完就反驳了，“外迁，说说容易。他们是农民，要种地，开着车子去啊？谁给买车，是你们文化局还是区政府？”吉副区长说，“遗址区内保护第一，农民建房问题当然要解决，但是要服从保护，慢慢破题。”姚大商说，“慢慢破题，都十多年了还没破出来，我们能等，老百姓等不了，老房子破房子等不了。”吉副区长不接这个话茬，接着说，“我看镇党委政府的保护意识要加强，在遗址区内盖了工业园区，旁边又开矿采石，还在那么近的地方造了那么高的一个酒店，把整个遗址的环境都破坏了。园区应该关掉，那个酒店也应该炸掉。”姚大商显然不买他的账，“领导说说容易，关掉，炸掉，我们没意见，老百姓就业怎么办？区里给发工资吗？当地发展怎么办？”坐在一旁的廖庆赶紧劝姚大商，“算了算了，人家是领导，让他说两句也正常。”姚大商还是火气未消，“领导也应该考虑老百姓的实际困难。”张一山经历整个过程，不由得佩服老吕的料事如神。

    新领导的第一次调研什么问题都没解决，对吉副区长来说，这样的历练在省级机关是永远经历不到的。如此挂职经历两年，一轮轮面对基层问题，或者碰壁，或者成功，对他就是笔巨大的财富。对张一山何尝不是，接触层面和接触范围不断扩大，他也在对不同风格的领导的一次次观察和学习中稳步成长。书生气的吉副区长性格耿直，爱写书，爱画画，理论思考能力比一般基层干部更强，他直来直去的作风让张一山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一类干部。这种作风让向来和谐为主的文化系统的干部们极不适应，他们对新来的副区长从刚开始的勤于汇报及时求助渐渐变成避之唯恐不及，能不与他搭上边的工作就尽量不去招惹他，这又导致文化系统的一些工作和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张一山把这些都看在眼里，从与人打交道的角度来说，他更喜欢吉副区长的性格，不用弯弯绕去琢磨，但从工作的角度，这种性格又把吉副区长从工作团队中孤立了出来。“所以还是得去适应社会。”这是张一山得出的结论。

    吉新盛把古文遗址当作了解基层的试验田，他决意要解决遗址区内群众反映最强烈、拖得时间最久的农民建房难题。几千年来，我类对宜居环境的选择从未改变，这导致了古文遗址区内现今的人们生活与生产区域与古人高度重叠，不断进步的生活要求改造自然，遗址保护要求原址原貌，两者的冲突不断加剧，其中农民建房难题最受诟病。吉新盛要求文化局排了个详尽的调研走访方案。分管区领导调研，文化局作为业务职能部门不得不派局领导参加，***吴建国事务多难以抽身，本该指派分管文物工作的副局长孙劲参加，然而孙劲刚部队转业不久，首长习气尚存，受不了比他还年轻的吉副区长的指挥和不顾情面的话语，找了个借口死活不肯跟随。幸而林烈仗着自己年纪大，马上该退二线了，估摸着副区长应该会尊重一下老同志，主动站出来接了这个活，“大不了干一架，我一个即将下岗的工人，没啥好慌他的。”调研头一日正逢雨天，要踏看遗址又要走村入户，自然免不了高低脚两腿泥，林副局长便站在村道边抽烟，目送副区长带着一干人等踩着狭小的田埂进进出出，如此几个点后，吉新盛终于按捺不住性子，一开口又是不顾及他人脸面的话语，“老林你这样远远站着看能看到什么？不如不来。”林烈打着哈哈，“雨天路滑，我一个即将退休的老同志，怕万一摔着了给领导造成麻烦。”干架虽然没干，第二天却是无论如何不肯再去了。吴建国无奈，只得向吉副区长告了罪，逐一报告了局领导们存在或者不存在的繁忙事务，派了办公室主任张一山全程跟随服务。吉新盛做事重实效，陪的人只要肯用心就行，对职务高低倒是全不计较。

    整个调研过程陆陆续续进行了一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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