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离开广州北上。
汪昭拿着那份报告,久久没动。
窗外阳光很好。
纸页边缘却硌得她手指发疼。
她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有欣慰,也有难过。
欣慰的是,继安终于还是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一步。
那个曾经躲在她身后、总爱喊“姑姑”的孩子,如今也有了自己的信仰和选择。
可她又忍不住难过。
因为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那个孩子,又要去打仗了。
只是这一次,不再是打日本人。
而是中国人打中国人。
“先生只让你送报告来?”
她轻声问。
来人低着头。
“太太,先生说,广州那边已经通知了。”
楚材做事向来滴水不漏。
既然报告已经送到她面前,那么大哥大嫂那边,也一定已经知道真相了。
她沉默许久,才低声道,“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但这一次,汪昭心里没有过去那种强烈的焦躁。
如果是以前,她一定会想办法阻止。
甚至可能会不顾一切把继安抓回来。
可自从扬州那场大病之后,她很多事情,才真正慢慢想开了。
她不再用一种“我知道未来”的姿态,去要求别人一定要怎么活。
因为她渐渐发现。
即便没有她,很多人也依旧会走向自己的路。
比如大哥。
工厂虽然设在广州,可商人逐利的本能,已经让他提前把销售办事处转回了香港。
又比如二哥。
一九四六年,当他得知新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时,气得在家里摔了茶杯。
甚至会在深夜里和沈清云低声抱怨,抱怨自己付出了青春和无数兄弟鲜血的党国,抱怨为什么中国人还要继续打中国人。
这些变化,从来不是汪昭一个人推动的。
有没有她这个“变数”,汪家的人,都会慢慢走向各自的人生。
不是她想怎样,就能怎样。
学会顺其自然,某种意义上,也是放过自己。
汪昭后来常觉得。
扬州那场病,像是命运给她的一次提醒。
楚材对于继安的选择,倒没有太多情绪波动。
甚至听完报告后,只淡淡“嗯”了一声。
他早就见惯了。
早些年在南京,委座还没有下定决心抗战时,他们一天不知道要镇压多少学生游行。
后来抗战时期,他做教育部长,又见过太多热血青年。
这些年轻人,除了理想和热血什么都没有,为了信仰,什么都敢做。
他早已经麻木了。
“你不生气?”
有天晚上,汪昭忽然问他。
楚材靠在沙发上抽烟。
闻言笑了一下。
“我为什么生气?”
“他去了那边。”
“年轻人总觉得自己能救国。”
楚材吐出一口烟,“等吃够苦头,就知道了。”
而汪昭现在,反倒越来越喜欢一些脚踏实地的东西。
院子里原本种桂花树的那块空地,被她重新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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