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晓东解释道,“绝大多数误报,都停留在最低的‘观察级’,不会对用户产生任何干扰。只有达到‘警示级’和‘干预级’的预警,才会通知用户。而这两个级别的预警,数量非常有限,误报率也更低。”
四、第四轮质询:个人的动机
第四位发起质询的,是之前那位年轻委员——名叫“陈思远”。他再次提出了关于寒晓东个人动机的问题。
“寒先生,我上次问过你,你的基金会是否从情感操纵的‘恐慌营销’中获利。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我想再问你一次——你的基金会,每年的运营经费是多少?这些经费,从哪里来?你的个人收入,是多少?”
这个问题,明显是在质疑寒晓东的诚信。
寒晓东沉默了片刻,然后回答道:“陈议员,我们基金会的财务状况,是完全透明的。每年的财务报表,都会在官网上公布。去年的运营经费,是一亿两千万元。这些经费,全部来自社会捐赠和基金会自有资产的收益。我个人,不从基金会领取任何薪酬。我的个人收入,来自我之前的著作版税和演讲费用,每年大约在五十万元左右。”
“这些信息,你可以在基金会的官网上查到。”寒晓东补充道,“我们没有任何隐瞒。”
五、第五轮质询:立法的时机
第五位发起质询的,是一位名叫“周明”的议员。他看起来五十多岁,表情严肃,语气沉稳。
“寒先生,我不否认情感操纵问题的存在。但我想问,现在是立法的合适时机吗?我们国家正在经历经济下行压力,社会矛盾也比较突出。在这个时候,推出一部可能会引发争议的法律,是不是有些不妥?”
“周议员,我理解你的担忧。”寒晓东说,“但我认为,正是因为社会矛盾突出,我们才更需要这部法律。情感操纵,是社会矛盾的一种表现。它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破坏了社会的和谐。通过立法来规范情感操纵行为,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信任。”
“而且,立法的时机,从来没有‘完美’的时候。”寒晓东继续说,“如果我们总是等待‘合适的时机’,那可能永远都不会有合适的时机。情感操纵问题,不会因为经济下行就自动消失。它只会越来越严重。”
六、第六轮质询:替代的方案
第六位发起质询的,是一位名叫“吴秀英”的女议员。她看起来五十多岁,面容和蔼,但问题却很犀利。
“寒先生,除了立法,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比如,加强行业自律,提高公众的意识,鼓励平台自我监管?这些方案,成本更低,争议更小,是不是更可取?”
“吴议员,这些方案,我们都尝试过。”寒晓东说,“我们开发了数字课程,提高了公众的意识。我们与平台合作,加强了行业自律。但这些方案,效果有限。因为它们没有强制性。操纵者不会因为‘自律’就停止操纵。只有法律,才能让他们付出代价。”
“法律,是最后的手段。”寒晓东说,“但也是最有效的手段。”
七、第七轮质询:失败的假设
第七位发起质询的,是反对派的核心人物刘振宇。他再次站了起来,提出了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
“寒先生,你的整个论证,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情感操纵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我想问,你的这个假设,有没有可能是错的?有没有可能,你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
“刘议员,我的假设,不是凭空而来的。”寒晓东说,“它建立在我们基金会处理的数千个案例之上,建立在我们的预警系统检测到的数十万个可疑账号之上,建立在我们的数字课程的一百多万用户之上。”
“如果你认为我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我可以请你亲自看看那些案例,听听那些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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