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符三年三月十八日，清晨。

    天光微熹，春寒料峭。

    赵似坐在书案后，手中捏着一份皇城司昨日呈上的密报，眉头微微蹙着。

    密报上密密麻麻写满了近半月来各路的动向。

    从汴京出发的官道上，运粮的车队遮天蔽日。

    陕西路、河东路、河北西路的常平仓被逐一打开，积存多年的谷物被装进麻袋，驮上驴骡，沿着黄土官道一路向西。

    工部昼夜赶造的箭矢、弩机、铁甲、火油罐，用稻草裹了又裹，装车发往前线。

    户部的度支郎们把算盘拨得噼啪作响，每一笔军资的调拨都要反复核验，生怕出半点差池。

    蔡卞与许将亲自坐镇政事堂，调配各路钱粮。

    蔡卞本就以善理庶务著称，如今埋头案牍，一份接一份地批阅度支文书。

    曾布则被赵似委以总协调之任，几乎每日都要入福宁殿奏事。

    今日说陕西路转运使来报，泾原一带的粮道被春雪阻了，需调民夫抢修。

    明日说河东路的铁甲作坊因连日赶工，炉子烧坏了三座，需紧急拨钱修缮。

    赵似一一听完，一一处置，该调人调人，该拨钱拨钱，从不拖延。

    翰林学士院也没闲着。

    蔡京亲笔撰写的《谕西贼檄》洋洋洒洒千余言，引经据典。

    历数西夏背盟犯边之罪，言“朝廷以仁义待尔，尔以豺狼报之”，被誊抄了数千份，由急脚递分发各路州军，张贴于城门、递铺、市集。

    一时间，大宋各路州县的百姓都知道了——官家要打仗了。

    但战争从来不只是朝堂上的博弈和帅帐中的指挥。

    对于大宋最底层的百姓而言，打仗意味着更重的赋税、更多的徭役、更漫长的别离。

    皇城司的密报上写得清清楚楚。

    陕西路秦州知州为筹措军资，将原本已定在秋后征收的税粮提前到了三月。

    百姓家中存粮本就不多，被这一催逼，不少人家已断了炊，只能挖野菜、剥树皮充饥。

    泾原路渭州的县令接了三司的调令，率全州民夫往德顺军运粮。

    运粮路上突遇倒春寒，一夜之间冻死民夫七人，冻伤者数十。

    县令怕上面追究，将此事压了下来，只报了“路遇风雪，稍有延误”，对冻死民夫的事只字未提。

    还有京东西路单州的团练使，为了凑足军资的数目，竟纵兵下乡，以“征购”为名强夺百姓口粮。

    百姓稍有反抗便是一顿鞭子，有数户人家被打得头破血流。

    当地县尉看不下去，上了一道弹章，却被州衙压住，说是“朝廷用兵之际，不宜生事”。

    这些事，都是皇城司的暗桩一笔一笔记下，写在密报上，送到了赵似的案头。

    赵似将密报放下，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打仗就是这样。

    他不是不知道。

    他读过的史书，比他在这朝堂上见过的任何一个人都多。

    从秦汉到唐宋，每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意味着同样的代价。

    加赋、增役、扰民、伤亡。

    这是没办法的事。

    一个县令想要升迁，便要多收些粮。

    一个转运使想要交差，便要多征些夫。

    上面一句话，下面跑断腿。

    这是千百年来不变的道理。

    他睁开眼，提起朱笔，在密报末尾批了一行小字。

    “所奏已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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