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回宿舍。路上经过外滩，黄浦江两岸灯火通明，东方明珠塔在夜色中闪闪发光。河生站在江边，看着江水缓缓流过，忽然想起第一次来上海时的情景——七年前，他背着蛇皮袋从火车上下来，满嘴河南话，连地铁票都不会买。现在，他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能看懂英文文献，能用计算机做仿真计算。他变了很多，但有些东西没有变——比如对黄河的感情，比如对造船的执念。

    “河生，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你没考上大学，现在会在哪儿？”方卫国问。

    “可能跟大哥一样，在工地上打工。”河生说，“也可能去南方打工，进厂，或者跑运输。”

    “那你后悔来上海吗？”

    河生摇摇头：“不后悔。但有时候会想，如果没出来，日子会不会更简单一些。”

    方卫国笑了：“简单有简单的好，复杂有复杂的好。咱们这代人，注定过不了简单的日子。”

    河生想了想，觉得他说得对。1990年到2001年，中国变了太多——市场经济、国企改革、加入WTO、申奥成功……每一个变化都像一股浪潮，把人往不同的方向推。他选择了造船，方卫国选择了做记者，林雨燕选择了当老师，大哥选择了留在土地上。没有谁对谁错，只是不同的选择，通向不同的人生。

    “对了，雨燕最近怎么样？”方卫国问。

    “还行，她忙着考研。”

    “你们……还好吧？”

    河生沉默了一会儿。“还好，就是见面的机会太少。”

    从1996年确定关系到现在，五年了，他们见面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大多数时候，联系靠书信和电话。河生给她写信，开头总是“雨燕，见字如面”，结尾总是“等我回去”。她回信，开头总是“河生，我也想你”，结尾总是“我等你”。

    “我等你”——这三个字，母亲说过，林雨燕也说过。河生有时候觉得，自己这辈子就是被这三个字托着的。

    三

    十二月，北京已经入冬，上海也开始冷了。

    河生的办公室朝北，没有暖气，他穿着棉袄办公，手指冻得僵硬，敲键盘的时候经常打错字。但他顾不上这些——航母舰岛的设计方案进入了关键阶段，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反复推敲。

    舰岛是航母的“大脑”，集成了航海、航空、通信、雷达等几十个系统。它的位置、大小、形状，直接影响飞行甲板的作业效率和舰艇的隐身性能。苏联人的设计是把舰岛放在右舷前部，体积很大，里面塞满了各种设备和舱室。但这种设计的缺点是占用了太多甲板空间，而且雷达反射面积大，容易被探测。

    “我们要做的是优化。”项目组组长林上校在会上说，“在不牺牲功能的前提下，尽可能缩小舰岛体积，优化外形设计，降低雷达信号特征。”

    林上校全名林建国，海军装备部上校，是项目组的实际负责人。他是福建人，个子不高，说话带着闽南口音，但思路清晰，做事雷厉风行。河生后来才知道，林上校是1980年代的海军军官，曾在驱逐舰上服役，后来调到装备部，一直负责舰船设计工作。

    “河生，你负责舰岛总体布局设计。”林上校分配任务，“给你两周时间，拿出初步方案。”

    “是。”河生站起来接任务，心里既兴奋又紧张。

    这是他第一次独立承担航母设计的关键任务。舰岛涉及的专业太多——结构、动力、电气、通信、武器……每一个系统都有自己的要求，有时候这些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比如，通信系统需要天线尽量高，以扩大通信距离，但天线高了会增加雷达反射面积；动力系统需要烟囱尽量大，以保证锅炉充分燃烧，但烟囱大了会占用甲板空间。如何在这些矛盾中找到最优解，考验的是一个工程师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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