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彩色的好看，能看好几个台。”

    “多少钱？”

    “不知道。他说不贵。”

    河生没说话。他知道，大哥不会买贵的。但二十一寸的彩电，再便宜也要一千多块。大哥在工地上干一个月，也就挣几百块。他摸了摸那台电视机，外壳是塑料的，温温的，有太阳晒过的味道。但他总觉得，这个家里少了点什么。少了什么呢？他说不上来。也许是少了父亲的气息，也许是少了德顺爷的故事，也许是少了那些年在煤油灯下纳鞋底的时光。

    大哥从里屋出来，穿着工装，脸上全是灰。看见河生，他笑了，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回来了？”

    “哥。”

    大哥的手还是很有力，但河生觉得，他的力气比以前小了。他瘦了很多，颧骨突出来了，眼窝凹下去了，头发白了一大半。他的手上全是茧子和伤疤，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他的嘴唇干裂着，有几道血口子。他的眼睛红红的，像熬了一整夜。

    “哥，你瘦了。”

    “没事。结实。”大哥拍拍胸脯，但拍出来的声音是空的，像拍一个空桶。

    “工地上活多吗？”

    “不多。今年活少。”大哥低下头，“不过没事。够花。”

    河生看着大哥，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难受。他在上海，吃得好，穿得好，有书读，有课上。大哥在工地上，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挣十几块钱，还要养活一家四口。他觉得自己欠大哥的，欠太多了。但他知道，大哥不会让他还。大哥要的，不是他还钱，是他好好读书，好好做人，好好为国家做事。

    嫂子从厨房里端出一碗面条。面条是手擀的，很细，很匀，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撒着葱花和香菜。汤是骨头汤，熬了一整天，浓浓的，白白的，香得让人流口水。她把碗放在他面前，说：“吃吧。饿了吧？”

    “谢谢嫂子。”

    他端起碗，吃了一口。面条很筋道，汤很鲜，蛋很嫩。他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嚼。这是家的味道，是母亲的味道。但他总觉得，这碗面条少了点什么。少了什么呢？也许是少了父亲坐在对面抽烟的样子，也许是少了德顺爷蹲在门口晒太阳的样子。他们都走了，味道也淡了。

    母亲坐在旁边看着他，不时说一句：“慢点吃，别噎着。”她的声音很轻，像风吹过麦田，沙沙的，细细的。

    “妈，您吃了没有？”

    “吃了。你吃你的。”

    河生知道，母亲没吃。她总是这样，等孩子们吃完了，她才吃。他夹了一半面条，放在另一个碗里，推到她面前。“妈，您吃点儿。我吃不了这么多。”

    母亲看了看他，又看了看碗，没有推辞。她端起碗，慢慢地吃起来。她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嚼，像嚼着一辈子的苦。她的牙掉了好几颗，嚼东西的时候，腮帮子一鼓一鼓的，像在吹气。嚼了几口，她停下来，用手捂住胃。

    “妈，您怎么了？”

    “没事。胃有点不舒服。”

    “妈，您去看医生了吗？”

    “看了。没事。就是老毛病。”

    河生看着母亲。她的脸色蜡黄蜡黄的，嘴唇干裂着，额头上有一层细汗。他的手抖了一下，筷子差点掉在地上。

    “妈，您别骗我。您是不是又没吃药？”

    母亲低下头，没说话。

    “妈！”

    “吃了。就是这几天忘了。”母亲的声音很轻，像做错了事的孩子。

    那天晚上，河生没有睡。他坐在母亲的床边，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很瘦，很凉，骨节突出来，像干枯的树枝。她睡着了，呼吸很轻，很慢，像一缕烟，随时会散。他看着她，看了很久。她的脸上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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