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走调。走了几十年了，从来没走到调上，可他从来不觉得丢人。自己听，自己高兴，管它走不走调。方卫国说他唱歌像念经，他说你写书像说话。两个人谁也别说谁。

    立秋的第五天，河生去了一趟周老师的墓地。不是清明，不是忌日，他就是想去看看。立秋了，他想去告诉周老师一声。墓地在青浦，坐地铁换公交，将近两个小时。他背着一个旧帆布包，里面放着一束黄菊花、一瓶矿泉水、一块抹布。包带已经磨得起毛了，他也没换。天没那么热了，出门的时候风凉凉的，吹在身上很舒服。

    墓碑还是老样子，黑色的大理石，刻着周老师的名字和生卒年月。碑前的石台上落了一层灰，还多了几片枯叶，大概是夏天落下的，一直没有人来扫。他蹲下来，先用抹布把墓碑仔细擦了一遍，碑面上的灰尘被一点点抹去，黑色的石头慢慢露出本来的光泽，能照出他花白的头发和深深的皱纹。然后从包里拿出那束黄菊花，放在碑前。菊花的花瓣在立秋的风中轻轻颤动，像一个人在点头。

    “周老师，我来看您了。立秋了，天气凉了，您在那边也好吧？溪溪的电影还在上映，方叔叔看了好几遍。他说每看一遍都有新的发现。您要是在，一定也这么说。您教她写字，教她做人。您说过，字如其人，人如其字。溪溪的字写得好，人也做得好。随您。方叔叔的字也写好了，他写了一幅‘立秋’送给我，挂在我书房墙上。他的字有您几分味道了，可还差得远。他知道了也不生气，他说本来就差得远。”

    他蹲了很久，腿有些麻，在碑前的石阶上坐下来。石阶被夏天的太阳晒过，还留着余温，隔着裤子暖暖的。他拿出保温杯，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水。水不烫了，温吞吞的，刚好入口。他想起周老师生前也爱喝茶，龙井。每年春天，他都会给周老师买两斤，用铁罐装好，亲自送过去。

    “周老师，您走了以后，我每年春天还买龙井。没人喝了，我自己喝。您教我的那些东西，我都记着。字如其人，人如其字。您的话，我记了一辈子。我今年五十七了，还能写多久不知道。可我能写一天就写一天。写到写不动为止。方叔叔说他也写，我俩一起写，写到写不动为止。”

    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阳光从松柏间漏下来，在地上投下稀疏的光影。远处有鸟在叫，声音脆生生的，像是黄鹂，又像是画眉。他分不清，他也不在意。只要是鸟叫，就好听。

    “周老师，我走了。下次再来看您。您保重。立秋了，天凉了，您那边要是也凉了，就多穿点衣服。别冻着。”

    风吹过松柏，发出低沉的声音，像有人在轻轻地答应他。河生走出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菊花的花瓣在风中轻轻摆动，阳光照在上面，黄得发亮。

    立秋的第六天，河生收到了陈溪从北京寄来的一个包裹。包裹不大，打开，里面是一本书的样书——《大河之子》的纪念版。深蓝色的封面，烫金的标题，扉页上印着几行字：“纪念版，献给父亲。也献给所有像父亲一样的人。他们不善言辞，很少说爱。可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爱。”

    河生看着那几行字，看了很久。他把书放在书桌上，压在玻璃板底下。旁边是方卫国写的那幅“立秋”。方卫国的字和他女儿的字并排放在一起，一个苍劲，一个娟秀。他看了一会儿，心里不知道是骄傲多一些，还是想念多一些。骄傲的是女儿，想念的是方卫国——那个远在北京、一个人住在堆满书的书房里的老人。

    下午，河生给陈溪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

    “溪溪，书收到了。纪念版，好看。”

    “爸，您喜欢就好。方叔叔说他也要一本，我给他寄了。他说他要放在书架上，跟他的书排在一起。”

    “他的书架上全是他的书，你的书放上去，占谁的位置？”

    “占他的位置。他说他的书太多了，书架放不下了。他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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