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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老师,我走了。下次再来看您。您保重。”
风吹过松柏,发出低沉的声音,像有人在轻轻地答应他。
从墓地回来,河生没有直接回家。他让出租车在周老师生前住的那条弄堂口停下来,付了钱,下车,慢慢地走进去。弄堂很窄,两边是老式的石库门房子,墙上的爬山虎还没长出新叶,枯藤交错着,像一张旧网。他走到周老师家门口,门锁着。他掏出钥匙——周老师的儿子留给他的那一把,插进锁孔,转了转,门开了。
屋子里很暗,窗帘拉着,只有几缕光从缝隙里挤进来,照在浮尘上,像细小的金丝。河生没有拉窗帘,他喜欢这种暗。他走到书桌前,摸了摸桌面。灰尘又落了一层,手指划过,留下一道清晰的印痕。砚台干着,笔架上还悬着几支笔,笔毛干硬,像老人的头发。上次来是什么时候?他记不太清了。好像是秋天,又好像是夏天。时间过得越来越快,不留神就溜走了。
他拉开抽屉,抽屉里很整齐,周老师生前把东西都分门别类放好了。字帖在最上面,一本一本地摞着,边角都磨毛了。毛笔在旁边的长盒子里,十几支,从大到小,狼毫、羊毫、兼毫,每一支都用过,每一支都用得很旧。河生拿起最细的那一支,是周老师批改作业用的。笔杆上刻着两个字——“慎思”。他没见过这支笔。周老师从来没有拿出来过。他把笔放回盒子里,合上盖子,又把抽屉轻轻推回去,没有挪动分毫。
他在书桌前坐了很久,一动不动的,像一尊沉默的雕塑。
惊蛰的第四天,陈溪去了北京。电影《大河之子》的剧本研讨会,对方请她参加。她有些紧张,一大早起来就开始收拾行李,箱子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反复了好几趟。河生送她去机场,一路上她话很少,一直看着窗外。
“溪溪,别紧张。”河生说。
“我不紧张。”她的手指在安全带上绞着。
“你方叔叔在北京,你去找他。他陪你。”
“嗯。”
到了机场,陈溪拖着行李箱走向安检口。她回过头朝河生挥了挥手,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些发紧。河生也挥了挥手。他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想起了她第一次独自出远门的样子。那时候她才十五岁,去参加一个作文比赛,也是这样的——拖着行李箱,回过头朝他挥手,笑得有些紧张。现在她二十五岁了,可在他眼里,她还是那个十五岁的孩子。
惊蛰的第五天,陈溪从北京打来电话。她的声音有些疲惫,可带着笑。
“爸,研讨会开完了。很顺利。方叔叔陪我去的,他坐在台下,一直看着我,就像您说的,我看着他就没那么紧张了。”
“那就好。”
“爸,方叔叔瘦了,背也更驼了。他走路要拄拐杖了,上一次来上海的时候还不用。他跟我说,他写不动了。他说他写了二十多年,写了十几本书,该歇歇了。”
河生沉默了一会儿。“他歇不下来的。他不写,手痒。跟你爸一样。你爸不造船,手也痒。”
陈溪在电话那头笑了。“方叔叔说您也是。他说您不造船,手痒。您不写字,手也痒。你们俩一个样。”
“你方叔叔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没有他,就没有那些书,没有那些读者,没有那些记着航母的人。”
“他也是。爸,方叔叔说他这辈子最得意的事,不是写了多少本书,是认识了您。”
河生的眼泪流了下来。他把手机从左手换到右手,用袖口擦了一下眼睛。“你替我给他带个好。就说我想他了。”
“好。”
惊蛰的第六天,河生收到了陈溪从北京寄来的一个包裹。包裹不大,打开,里面是一本书的样书——《大河之子》的英文版。封面是蓝色的,上面有一艘航母的剪影,远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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