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她的叔需要药，不知道我有吗？

    那个床上躺着的人又一阵咳嗽，挣扎着也对我说，“只要有好药，我这个病很快会好的。”

    我总算明白他们那点可怜的目的了。我马上将肥皂塞在楚虹的怀里，又一次飞奔回去，翻出我的小药箱，一只方方正正的饼干盒。

    盒子里有几包消炎粉，那是我第一年发水土不服时，大派用处的药。

    那时的知青大部分都发了一种红疹，上面会有一个脓包，大多发在小腿上。我总是一咬牙，就用棉花垫着，把脓包连皮一起掐掉，痛得我咬牙切齿地直“嘶嘶”。然后，我就用碘酒擦，又使我一阵哆嗦。最后，我倒上了一些消炎药粉，用已经准备好的纱布块按上，贴胶带横二条，竖一条。

    我每天都要处理新发出来的肿块，但是也有已经好的。

    而莹贞因为怕痛，就穿一双长筒袜，将小腿和疹块都包裹起来。有一天，她觉得太痛了，就想脱下袜子来看看。可是，脓水把袜子沾在皮肤上了。她只好一点一点的用水沾着，剥开一点，把袜子褪下去一点……，只见小腿上已经没有一块好皮了，发黑发紫，脓水像下雨一样淌下来。

    我看得心惊肉跳，赶快报告石队长。他们也害怕了，于是，我们俩第二天就赶回上海。那是我们第一次回家。

    于是，我的药箱总是备着这些东西。不过，水土不服第二年就没有了。

    我翻看了另一种常备药，感冒咳嗽的药：二包氯霉素，一瓶咳嗽糖浆，还有一些维生素。我就拿了一包氯霉素和那瓶咳嗽糖浆，立马急匆匆地又奔回去了……

    后来，我与楚虹成了好朋友，有时间就会聊天。她告诉我说：她的叔吃了药，已经可以下床走走，晒晒太阳了。

    那年冬天，不是所有的知青都回了上海，杞树队的莲清——她的名字好听，人品也很好——就没有回去。还有长岭的贾芬，也没有回上海。她们在各自的队里，孤独难受，就时常会到我这儿来打发时间。我总是会说，你们两个像说好了似的，轮班来，从来没有一起来过。

    我的优势就是有石队长，不愁那两餐饭。来来往往的人多起来，口粮会增加，石队长却也没有说一句话，对我的朋友们都很真诚，热情款待，不过菜是只有一碗萝卜，一碗辣椒。我们上海人都不太会吃辣的，只好经常是用一个菜来待客。

    莲清是个憨厚老实的人，与她在一起，你可以放十二分的心，她不会难为你，更不会给你添麻烦。她也提起过，为什么别人老要说你“什么什么”的，可是与你在一起，你也是与我们一样的人、一样的老实人。

    我又好奇地问她，“别人说我的‘什么什么’，到底是‘什么’呀？”

    她眨巴眨巴眼睛，半天组织不起一句话。

    我知道，我再怎么与最初放一把火的人和解了，但是，那个男汪老师，随意放的那把“火”，早在他能控制的范围外，烧得漫山遍野了。

    人世间，也是会有那么一些人，因为烦闷无聊，岂有不把与自己无关紧要的闲话，来当作消遣的东西？只要不是烧着了自己，嚼嚼舌头又何尝不是打发时间的一道菜？

    莲清真是个幸运的人，不久他们杞树队里出了个公社副书记，那人也姓曾，与库前队的曾主任同宗兄弟。但是杞树的曾书记出去当过兵，是排级干部，退伍回来就去公社任职。因为他的原因，上下联通了，杞树队一连送出去了两个工农兵大学生，一个是莲清，她还入了党；另一个是男同学，他们都是送去了上海的大学。让我们别的知青百感交集，还暗暗妒忌不已。

    （后记：我对莲清最大的感恩是，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时，回了一次我们的第二故乡。她特地去看望了石队长，给了石队长二百元钱。可是，等我后来再去仰山时，石队长与承业都已经去世了。）

    贾-->>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