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在生产队讲课，我有点紧张，面对的毕竟不是孩子们，都是长辈。

    大厅里全是人。他们带着火笼子来了，坐的姿势就是烤火取暖的最佳状态，一根根的旱烟袋，抽得屋子里烟雾弥漫。他们不说话，也不看我，好像准备等我开始，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打瞌睡了。

    我第一句话是问大家：“如果你们有了钱，你们会用来干嘛？”

    还真灵，所有的眼睛都睁开了，已经有点小呼噜的声音也一下子消失了……

    “那还用问，只要有个一二百，家里就可以焕然一新”……每个人都说着自己的打算。

    我再接着问，“其实，钱到底是什么？它怎么产生的？”

    好像，大家的兴趣给提起来了。我们的讲座居然从热烈讨论“钱”开始……

    我们坪陂队七天的讲座，天天热烈讨论，虽然我只是讲了个皮毛，但是，老俵们天天都来，一直坚持到今天要结束了。

    听说库前队的学习班就是读书，读了三天，只剩一个曾主任坐在那儿打瞌睡。

    我们坪陂的社员们，最后总结：小汪认真，带着大家一起认真。不管怎么样，大家对几个基本词汇弄明白了。哪怕这些理论没有什么用……

    是呀，他们都说：“读了半天的理论，我们还不就是出工赚工分，回家吃饭睡觉，生孩子传宗接代……哪一句话也没有教会大家怎么富起来，欠队里的钱怎么可以还清……，但是，我们还是都很开心，因为坐在一起，第一次聊起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能实现的共产主义生活……”

    虽然，我也是一个初学者，这次的活动却让我读了不少书，思维踏上了更高一个层次，而且，新的知识就像在我心里，透进了一道亮光，…… 同时，坪陂队的老俵们，也给了我无限的温暖……

    这个春节，虽然没有去年演出后的风光与热闹，但是，我并不冷清。

    接着，我与五个知青朋友们，轮番的在一起，这是一种新的体验：我与知青的沟通多起来了。

    在除夕前两天，大沅队的知青谭玲突然来我这儿，说要与我住一天，她准备探亲去。

    我奇怪地问她，想回家不是应该早点儿走？她说这次是去重庆。她的父亲在重庆医学院工作。行李都准备好了，想从我这里出发近一些，她知道除夕的火车票反而容易购买。

    从她的话里我听出来了，分明有一种喜悦，好像她的爸爸为她找到了门路，这次就是去落实的。我心里一阵激动，既为她高兴，也为自己没有一点前途的暗示而伤感。

    谭玲走了，很开心，因为前面是有路的。

    楚虹，一个在库前村落户的，南昌居民的孩子，大年初一，她突然来找我，很客气地叫我汪老师。

    我先有点奇怪，但是一下子就记起来了，她是住在学校右边，队部礼堂另一边的那个村落里。这是库前小队最大的村落，一条通向陡岭队的公路，把它一划为二，公路左面的屋群住着周主任，新娘子一家等几家老俵，公路的右面，是很大的一片村屋，中间围出了一个打谷场，比一个篮球场还大。我上体育课，就是去那儿的。

    我是这个学期，下午上体育课时，经常看见她与一群妇女放工回来，她们谈笑风生，叽里喳拉。由于她的嗓门大，而且声调不同老俵们，说的是南昌话，于是，我会看看她，并对她射过来的目光也微笑一下。

    这次，她是来请我去做客的。我犹豫了一会儿，便高兴地随她一起去了。

    库前的知青们这次回上海，又一次听说他们不会回来，找门路去了。我与楚虹的相识，就如多了个朋友，可以在空闲时随意说说话，聊聊天。

    她的家——如果这样的也可以称为家的话——只是个灶间。中间有个大灶台，左面堆了许多柴火，右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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