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与那个有头脑、有见识的小沈，也失去了这次相见的机会，这两件事多少让我有点沮丧。

    我们整个罗坊公社的知青，大多来自上海的徐汇区，虽然年轻，可人才也不少，这么几年，总有几个冒出来，特别出色。

    但是，在那个特殊时期，选择的人才总是奇奇怪怪的。

    有一个南昌女知青，在这次大会中入党了。她上台宣誓，却没有一个人认识她。听说她的档案材料是下放了，人却没有来，借在一个省级科研单位。入党宣誓要在户口和档案所在地，于是车子送她来了，正好给我们知青大会上个党课。

    我们一群知青就在台下，默默地看着那个漂亮的、二十岁的小姑娘，一脸的意气风发，穿着时髦，皮肤雪白，身腰笔挺，宣誓一完成，就乘着高级小轿车，一转眼就不见了。

    接着，我们知青议论纷纷。

    公社党委也有点觉得他们的工作落后了，就来个紧急补救，由各大队推荐，将表现不错的人列出名单，马上发表格，填写入团申请书，当场讨论通过。

    于是，有好几十个人，我也在其中，就这么成了共青团员，像模像样地也站在舞台上宣誓。

    我们当面不敢说什么，背后自我嘲讽，今年二十一岁入团，明年二十二岁该退团了。但是我却很高兴，入团也就是有了可以争取入党的基础了。

    我和谭玲在食堂吃饭时，碰到了王京，她刚调到了罗坊公社，做了公社广播站的广播员。

    她并没有很高兴的样子，竟然还有几丝淡淡的忧伤。她告诉我说，那个“瘟神”也调来了。

    她见我们一脸的莫名其妙，就笑了，“就是那个香坪学校的负责人，喜欢斗人的恶魔。”

    她又解释道，“那个人喜欢说：‘对敌人要狠毒，对朋友要温柔。’其实别人都在背后骂他‘瘟神’。”

    我听了心里倒是松了一口气，这个“瘟神”到了罗坊，对仰山来说，他就此是鞭长莫及，管不着我们了。

    可是，我对王京有点担心，“他也调到罗坊，你不是依然要提心吊胆吗？”

    王京深呼吸了一下，我觉得她是浑身抖了一下，轻轻地说了一句，“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遇见了一个从小跳芭蕾舞的同学；一个手风琴拉得一流的同学；还有一个特别跟着音乐学院声乐系教授，学唱美声的同学，多才多艺的他们，让我们都十分佩服。可是，公社成立的知青文艺宣传队，他们都进不去。

    谭玲说：“看吧，我们想要把自己调出山沟沟，还是得自己去找门路。这些凭本事的人，连进个公社宣传队都难。”

    我说：“门路在哪里呢？你有吗？”

    “没有。”

    “就是呀，叫多少声‘芝麻开门’，也没有门为你开呀。”

    她没有作声，我们的心里都一样的迷迷茫茫，然而，我还是对只想依靠“走门路”的这个办法，有点不以为然，不是因为我没有门路，就学着那只“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狐狸”，而确实是我自己有点这方面奇怪的自尊，走门路一定会有卑躬屈膝的时候，怎么卑，怎么屈，有点难呢。

    又是在食堂门口，我正想出去，突然看见一个瘦瘦高高的身影，他正想进来……我认出他的同时，他也认出了我。

    这时我的“灵犀”让我有一股冲动，想上前去与他说几句，本来就是朋友，现在依然还是朋友呀。可是，他却眼光也不射过来，眉头紧蹙，分明脸上写着一个字：“恨”……他身一转，头一横，毫无回转余地得走了。

    我的心为之一震，为什么连个朋友都没有机会做？本来不是应该我弄个“醋坛子”出来，怎么演变成他来恨我了呢？姚洪不是只问了一句吗？那句话难道有那么大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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