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王淑芬闭了一下眼睛。她太熟悉这些数字了——感染性休克的前兆。如果控制不住，接下来就是败血症，然后是多器官功能衰竭。七十五岁的老人，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她深吸了一口气，转身走出ICU。

    走廊里，王勇还站在那里。他的白大褂上那几滴血已经干了，变成暗红色，像生锈的铁。他的眼睛红红的，像是一夜没睡。他的双手插在白大褂口袋里，可他的手指在口袋里面抖。

    “王主任，怎么回事？”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她自己都觉得陌生。这种平静是在急诊室练出来的——越是紧急，越要平静。因为你是医生，你是所有人的主心骨，你要是慌了，下面的人更慌。

    “术前……术前标识做错了。”王勇低着头，不敢看她。他的声音很轻，像是怕被人听到。“患者左侧骨折，我在右腿上做了标识。巡回护士核对的时候没发现，麻醉医生也没发现。切皮的时候我才看到……”

    “切皮的时候看到了为什么不停止？”

    王勇没说话。他的嘴唇在抖，喉咙上下滚动了一下。他的眼睛盯着地面，盯着地砖的缝隙，好像那里面有什么东西。

    “你说啊。”王淑芬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颤抖，“看到了为什么不停止？”

    “我以为……我以为可以补救。”王勇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很艰难，“右侧切口已经打开了，我想着既然打开了，就把右侧也固定一下，反正右侧也有骨质疏松……”

    王淑芬闭了一下眼睛。她想起李明远说过的一句话：“手术台上最怕的不是犯错，是错了还想补救。一步错，步步错。”

    “王主任，您干了多少年骨科了？”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她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声音很轻，“二十三年，您应该比我清楚，手术部位错误是几级不良事件。”

    王勇没说话。他的肩膀塌了下去，整个人像是矮了一截。他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又低了下去。

    “一级。”王淑芬替他说了，“最高级别。”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ICU里监护仪的声音，滴滴滴的，像是倒计时。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吹得窗帘轻轻晃动。

    王淑芬转身要走。她还要去处理太多事情——安抚家属，组织会诊，写报告，上报卫健委。她的脑子里已经列了一张长长的清单，每一项都刻不容缓。

    “王院长。”王勇忽然叫住了她。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几乎听不见。

    她停下来，没有转身。

    “那个患者……他儿子是道上混的。”

    王淑芬的脚步顿住了。她慢慢转过身，看着王勇。

    王勇的眼睛里，是恐惧。那种恐惧不是对医疗事故的恐惧，不是对处分、停职、开除的恐惧，而是一种更原始的、更本能的恐惧——对暴力的恐惧。他的嘴唇在抖，不是冷的，是怕的。

    “你怎么知道的？”她问。

    “麻醉医生说的。他认识那个人。”王勇的声音在抖，“那个人叫刘铁军，以前进过监狱，抢劫罪。去年刚放出来。”

    王淑芬盯着他看了五秒钟。

    “不管他是谁。”她的声音很冷，冷得像窗外那层薄雪，“你现在要做的，是去跟家属说实话。”

    王勇摇头。摇得很用力，像是要把什么东西从脑子里甩出去。“我不敢。王院长，我不敢。那个人——”

    “不敢也得敢。”王淑芬打断了他，“你不去，我去。”

    她转身朝ICU门口走去。

    “王院长！”王勇在身后喊她，声音里带着哭腔。

    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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