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

    他没有说“他”是谁。不需要说。

    “我做了三十三年财务，从没做过假账。那一次他们说只要我帮忙证人证言做一点小小的调整，就给我儿子安排一份好工作。我儿子那一年刚毕业，找了大半年工作没找到……我只说了一句不确定的话，后来的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

    “所以六月十五号那天你在哪？”沈渡的声音不重，但每个字都精准地落在要害上。

    “湖南。老家。我妈那天做透析。我陪了一整天。医院有记录。”

    “你把这些告诉过别人吗？”

    许茂才摇了摇头。

    “我不敢。我收了他们的钱。虽然不多，但我拿了。”他的声音抖得越来越厉害，两只手死死绞在一起，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后来再想去说清楚，已经没有人愿意听了。我搬了三次家，他们还是能找到我。给我寄快递，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放着一张字条。”

    “字条上写什么？”

    许茂才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被吓了太久之后凝结成固体的恐惧。他说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在发抖：“有些话，不该说的不要说。”

    我攥紧了自己的衣角。然后一只干燥温热的手覆上我的手背，把我的手指一根根掰开，握在掌心里。动作很轻，像在做一件已经做过无数次的事。

    “许先生。我们会再联系你。”

    他站起身，递了一张名片给许茂才。许茂才接过名片，低头看了一眼，又抬头看我。浑浊的眼睛里浮起一层水光。

    “江小姐，”他说，声音沙哑到几乎听不清，“你爸爸是个好人。他当时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那里面有两百多个工人的工资等着发。他是为了那些工人才没有为自己申辩太多。这件事憋在我心里三年了，再不说出来，我怕我到死都还不了。”

    我没有说话。

    不是不想说，是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沈渡的手指在我手背上轻轻握了一下。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站在楼道里了。感应灯还是坏的，灰尘在昏暗里浮动。他没有松开我的手。

    “周彦川。”我开口，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寄快递的人，是周彦川对吗。”

    “没有证据。”

    “我问是不是他，你回答法律事实。沈渡，你知道是他。”

    他没有否认。

    “那你知不知道，周彦川的舅舅和那个主审法官共事过四年。那法官去年退休，今年年初进了周彦川舅舅开的律所做高级顾问。”

    “知道。”

    我攥紧他的手，指甲几乎陷进他的手背。“什么时候？”

    “三年前。”

    “三年前就知道为什么不——”

    “江暖暖。”

    他叫我全名，三个字让我的失控戛然而止。他低头看我，目光沉稳，没有一丝闪烁。

    “我走的是法律程序。每一步都要有足够的证据链支撑。许茂才的证词是其中一环，但不是全部。如果三年前贸然去翻案，只会打草惊蛇。他们有能力毁灭的证据，绝不只这一份。”

    然后他把我的手翻过来，掌心朝上，低头看了一眼我刚才掐出来的指甲印，拇指抚过那几道红痕。

    “疼不疼？”

    “……不疼。”

    “那再等一段时间。”

    他说的是“一段时间”，不是“等”。语气很轻，却像在做一个他在法庭上做惯了的最终陈述。不带劝，也不带商量。

    回到车里，他关上车门没有立刻发动。他把后视镜上那个歪耳朵猫的挂饰摘下来，放在我手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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