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只过去了十几年，新的街垒又出现在巴黎街头，新的国王又被流放。

    那些自以为在维也纳会议上已经彻底埋葬了大革命幽灵的人，现在大概正彻夜难眠，反复问自己同一个问题：历史是不是根本没有终结。

    “那边的阻力比我们大得多。查理十世是那种完全不打算让步的人，可我们这边只是换一件裙子，礼仪官们就已经嚷嚷着传统不能改了。要是七月革命早上几个月，西蒙斯爵士大概会自己跑到我面前，主动提出换裙子。”

    夏洛特点点头，语气里带着一种对那位法国表亲的冷静审视。她顿了顿，望着一片从湖对岸飘过来的落叶，“当然，我们得承认赢得太漂亮了一些。医学报告、财政对比、人事清洗，每一步都踩在锣鼓点上。”

    ***

    德文郡公爵和格雷伯爵是在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来到白金汉宫的。马车驶过湿漉漉的碎石路，车轮碾过积水，溅起细碎的水花。

    夏洛特选了一间朝向花园的小会客厅见他们，窗开着半扇，雨后泥土的腥气混着玫瑰的残香从窗外飘进来，在潮湿的空气里久久不散。

    壁炉里生了小火，火光在深色的橡木地板上跳着，把三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格雷伯爵先开口。

    他是辉格党在下议院的领袖，头发已经花白了，脊背却还像年轻时一样挺直。

    他的声音不高，语调平稳，像是在汇报一件早已预料的、不太令人愉快的事实：“不久之后的大选，我会在几个关键选区投入更多资源，也开始联络那些新获得投票权的工业城市里的潜在支持者。但现实是，那些衰败选区的席位牢牢攥在托利党手里。这次恐怕依旧不能在下议院取得多数。”

    德文郡公爵坐在靠窗的椅子上，他没有说话，只是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那沉默本身就是一种附议。

    这两位辉格党最有权势的人物，此刻坐在新女王面前，带着一种不是沮丧、却比沮丧更深的无奈——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年反对党，知道每一次大选的结果，在投票开始之前就已经被旧制度写好了。

    夏洛特靠在椅背上，目光从格雷脸上移到德文郡公爵脸上，然后又移回去。

    她忽然问了一句，声音不高，却让两个人同时抬起了头：“格雷，你为什么不去想办法改革选举本身呢？你知道我们这个国家有多少教区明明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却还占着议会的席位。

    那些地方，几百年前也许有村庄、有市场、有足够的人口，如今人去地荒，剩下的羊比人还多，可它们照样可以选出一个议员。

    与此同时，那些新兴的工业城市挤满了日夜不停冒着黑烟的工厂烟囱和一个又一个在车间里挥汗如雨的新式产业工人，他们缴纳的税款养活着整个国家，却在下议院里连一个代表都没有。

    那些工厂主、船厂老板、钢铁商人——他们也许不是贵族，不是绅士，可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税收贡献，比那些守着空教区的衰败选区加起来还多。他们有能力，有财富，有改变这个国家的志向，却一直被排除在投票权之外。

    你想想，如果你们辉格党站出来，告诉这些人——我们给你们投票权，我们给你们在下议院里发声的机会——他们会站在谁那边？这不是施舍，这是他们应得的，也是你们辉格党最锋利的武器。”

    德文郡公爵把茶杯放在了桌上。瓷器碰着木头，发出一声沉沉的、笃定的闷响。

    他抬起头看着夏洛特，眼角的纹路似乎在这一瞬间深了几分，又看了一眼格雷。“我们一直想着怎么在现有规则下赢，却忘了这规则本身，才是最大的障碍。”

    格雷没有说话。他靠在椅背上，望着壁炉里跳动的火焰，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低声重复了夏洛特刚才说过的那一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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