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像一根刺，扎在梁璐心里。

    “育良昨天把工资都交给我了，自己就留了十块钱买书。”吴惠芬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淡淡的、满足的笑。

    “育良说结婚纪念日要带我去吃西餐，我说太贵了，他非要去。”她说。

    “育良昨天帮我洗了脚，说天冷了，泡脚对身体好。”她说。

    说的都是私下的、梁璐无法取证的事，当然，梁璐也无意取证。

    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尺子，量着梁璐身边每一个男人的长短。

    每当梁璐有一个合适的对象，吴惠芬总会不经意地提起高育良的某个优点，而这个优点，恰恰是对方没有的。

    每一次梁璐沮丧的时候，吴惠芬都会来安慰她：“以你的条件，值得更好的。”

    梁璐信了。她也觉得自己确实值得更好的。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梁璐从二十四五，等到了三十出头。从中文系的辅导员，等成了中文系的讲师。从汉东大学最漂亮的姑娘，等成了汉东大学有名的“老姑娘”。

    十年过去了。

    到了一九九三年，梁璐三十四岁了。

    这一年，汉东大学调来了一个年轻老师，教英语的。姓孙，名字梁璐后来不愿意再提。此人二十六七岁，长得极其英俊，一米八的个子，剑眉星目，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说话温柔体贴，做事周到细致。潘驴邓小闲，只差一个“邓”——没钱。可梁璐不缺钱，她缺的是一个能配得上她的男人。

    这个孙老师就是那个男人。

    他对梁璐好。好得不像真的。每天早上在她办公桌上放一杯热牛奶，下雨天给她送伞，天冷了帮她披外套。记得她喜欢的颜色，记得她爱吃的零食，记得她随口提过的每一句话。梁璐活了三十四年，从来没有被一个男人这样对待过。她觉得自己终于等到了。

    她陷进去了。

    梁群峰那时候已经是省委副书记了，对女儿的婚事早就不抱希望。听说女儿终于有了意中人，让人查了一下孙老师的底细——安徽农村出来的，父母是农民，家里兄弟姐妹五个，他最小，靠全家供着读完了大学。梁群峰皱了皱眉，但没说反对。女儿都三十四了，还能挑什么？

    梁璐不在乎。她觉得孙老师就是她要找的那个人。他有高育良的才气，有高育良的温柔，有高育良的体贴，而且比高育良年轻，比高育良英俊。她终于嫁得比吴惠芬好了。

    但是，不管是什么阶级的女人，出现一个完美符合你所有预期的男人出现在你面前，百分百就是骗子。

    这并不以阶级为转移。因为更高阶级的女人，她的预期也会越高。

    她帮孙老师出了国。利用梁家的关系，联系了美国一所大学的访问学者项目，全额资助，为期两年。孙老师走的那天，在机场抱着她，说：“等我回来，我们就结婚。”

    他没有回来。

    三个月后，梁璐收到了一封从美国寄来的信。信里说，他遇到了一个更适合他的人，希望她原谅。信写得很客气，很礼貌，像一封辞职信。

    梁璐把那封信撕了，又捡起来拼好，又撕了，又捡起来。来来回回好几次，最后瘫坐在地上，哭了一整夜。

    然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两人早就偷吃了禁果。她去医院做检查，医生说胎儿情况不太好，建议她卧床休息。她没有休息。她不敢休息。一停下来就想哭，哭得停不下来。

    一个多月后，她流产了。医生说她以后不能再生育了。

    梁璐在病床上躺了半个月，瘦了二十斤。吴惠芬每天都来看她，给她带汤，陪她说话，帮她擦眼泪。

    “惠芬姐，”梁璐抓着她的手，声音沙哑，“我是不是很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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