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年十一月。

    这篇比第一篇更狠。

    斯通在论文里详细分析了一个假设性系统在不同国家面临的法律冲突问题。

    他举了一个例子：如果A国的反洗钱法规要求所有交易记录保存十年，而B国的隐私法规要求个人金融数据在三年后必须删除，一个同时在A国和B国运行节点的清算系统应该遵守哪条法律？

    这个问题看起来是学术讨论，但如果在SDR会议的技术审查环节被提出来，任何一个国家的代表都会皱眉。

    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完美答案。

    无论李思远怎么回答，都会得罪一半的国家代表。

    说遵守A国法律，B国的代表不满意。

    说遵守B国法律，A国的代表不满意。

    说各节点遵守各自所在国的法律，斯通会追问：那系统层面的一致性怎么保证？

    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不是技术陷阱，是政治陷阱。

    李思远把第二篇论文的截图也发给了穆长春和陈进。

    给陈进的附言是：“找一个国际法专家，这个问题需要法律层面的答案，不能只靠技术。”

    给穆长春的附言是：“在夸父链的合规模块里，有没有动态适配不同司法管辖区法律要求的功能？”

    穆长春的回复很快。

    “有，但目前只覆盖了十四个国家的法规，其他国家的适配还在开发中。”

    十四个。

    三十一个活跃节点的国家。

    覆盖率不到一半。

    这是一个漏洞。

    不是技术漏洞，是合规漏洞。

    斯通如果在会议上把这个数字挖出来，效果会比任何政治施压都大。

    因为它触及的不是利益，是信任。

    你的系统连自己节点所在国家的法律都没有完全适配，凭什么让全球央行把结算业务交给你？

    李思远放下手机，牛排已经凉了。

    洛清漪在对面安静地喝完了酒，一直没有打断他。

    “看完了？”

    “看了两篇。”

    “第三篇呢？”

    “还没看。”他用刀切了一块已经凉透的牛排放进嘴里，嚼了几下咽下去。“前两篇已经够了。”

    “什么意思？”

    “斯通不是一个普通的学术型对手。”

    他把刀放在盘子边缘。

    “他的论文不是在描述问题，是在制造武器。”

    “每一篇论文都是一发子弹，SDR会议的技术审查环节就是战场。”

    “他会在现场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抛出来，每一个问题都经过精心设计，答好了没有加分，答不好直接致命。”

    洛清漪把酒杯放下。

    “你有多长时间准备？”

    “九天。”

    “够吗？”

    “技术问题够，合规问题不够。”

    “合规覆盖率不到一半？”

    “穆长春说十四个国家。”

    洛清漪的手指在桌面上画了一条线。

    “九天之内把三十一个国家的法规全部适配不现实。”

    “不需要全部。”

    “只需要SDR会议上有代表团出席的那些国家。”

    “SDR权重讨论涉及五大货币发行国加金砖国家加发展中国家代表。”

    “大约涉及十五到二十个国家的法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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