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内。
机器代替了他的肺。
监护仪上的血氧饱和度,被这种野蛮的物理置换方式,生生拉回了100%。
但这只是一场用钱堆出来的假死幻象。
周锐躺在那里,镇静剂让他陷入了深度的昏迷。他脸上的紫色褪去了一些,但他依然无法自己呼吸哪怕一口气。那个绝望的灰暗色标签【水泥】,就像一座压在墓碑上的山,死死地镇压在他的头顶。
没有任何提示。没有任何可以解谜的切口。
它就是在告诉你,这里的器官器质性死亡了。你需要等待。等到它自己恢复,或者等到病人的家属没钱为止。
傍晚时分。
外面依然刮着大风夹着雪。
林述脱下隔离衣,拿着谈话记录单,推开了ICU走廊尽头那间小会议室的门。
门里坐着三个人。
陈原坐在角落的椅子上,头低着,双手死死地抠着自己的大腿。
坐在那张冷硬的铁皮桌前的,是一对穿着朴素、还带着风雪湿痕的中年夫妇。男人穿着褪色的军大衣,女人的头发有些乱,手里死死攥着一个编织袋。
这是周锐刚从三百公里外的县城连夜赶来的父母。
罗锋坐在他们对面。笔尖在一份密密麻麻的同意书上点着。
没有安慰,没有寒暄。罗锋用他一贯的机器般的语速,宣读着最残忍的现实。
“机器上了。他现在靠体外循环活着。但他什么时候能醒,或者他的肺还有没有可能好转,医学上无法预判。也许是明天,也许是一个月后。或者永远也软不下来,最后死于别的并发症感染。”
罗锋把手指移动到费用的那一栏。
“这就意味着,从今天开始,这台机器每天你们需要准备一万五千块钱。上不封顶。如果中途撤机,人立刻死。你们要想清楚。”
房间里安静得只能听到暖气片供水的“滴答”声。
陈原把头埋得更低了。一个月五六十万的开销,即使是对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也是毁灭性的打击,更何况是一对明显只能靠天吃饭的农民。
男人的手颤抖着,伸进了军大衣的最内侧口袋。
他没有大哭,也没有因为这天文数字去质问医生。他只是抠摸出了一张边缘起了毛刺的农商银行储蓄卡。
然后,男人笨拙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破旧的小本子和半截铅笔。
他在本子的背面,划下了一个六万,减去一个五万。然后看着剩下的那个一万。
这是他们家所有的积蓄。不够周锐在这台机器上躺一天的。
“借……我们今天晚上就给亲戚打电话借。”
男人的声音沙哑得像是在铁砂纸上搓过。他把那张银行卡推到了罗锋面前,然后拿起了那支冰冷的签字笔。
“大夫。我家小子昨天还发微信说,年底发了奖金,要给我买个带屏幕的手机呢……”
男人没有抬头,笔尖在“家属签字”那一栏重重地落了下去。
“他才刚开始活啊。不能拔管。一天也不能拔。”
罗锋看着那张纸,眼底的情绪被他生硬地压了下去。他抽走单子,转身走出了会议室。走过林述身边时,罗锋低低地说了一句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听到的话:“联系医务科,走贫困危重急救基金的垫付流程。能拖三天是三天。”
晚上八点。交接班结束。
走廊上空荡荡的。陈原没有走,他站在ICU的探视玻璃窗外,死死地盯着被插满极度吓人的管子的周锐。
那是他亲手接到科室里,亲手给开感冒药的同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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