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母亲摇摇头，但眼神明亮，“不过，吃一堑长一智。这教训，值。” 她看着窗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了。小区里，老年大学里，还有不少老姐妹可能正在被忽悠，或者已经买了。我不能光自己醒了，得让大家都知道。至少，不能让那个‘李老师’再在我们那片儿骗人。”

    古民心中一动。从个人止损，到主动警示他人，母亲的行动正在升级。这不仅是简单的“好心”，更是认知觉醒后自然产生的责任感，是对那个“焦虑税”系统的主动反击。或许，一个新的、自发的、基于社区熟人网络的“反欺诈信息节点”，正在悄然萌芽。这远比一次成功的个人退货，意义更为深远。母亲的醒悟与退货，不仅终结了一次个人的经济损失，更可能开启一场微小的、但充满力量的社区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