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秋，贵州黔东南，清水镇。

    六岁的聂刚蹲在镇小学后门的泥地上，专注地用树枝拨弄着一只死去的蜻蜓。翅膀在稀薄的阳光下泛着诡异的彩光，像极了妈妈发卡上掉下来的水钻。他记得妈妈说过，放学要直接回家，今天要煮红薯饭。可是这只蜻蜓太漂亮了，漂亮得让他忘记了时间。

    “细伢子，看啥呢？”一个阴影挡住了光。

    聂刚抬起头，看见一张堆满笑的脸。男人约莫四十岁，穿着一件不合时宜的厚外套，嘴角有一颗很大的黑痣，痣上还长着一根毛。他手里拿着一个油纸包，散发出诱人的甜腻气味。

    “喏，米花糖，吃不吃？”黑痣男人蹲下来，把油纸包递到他鼻子底下。聂刚咽了口唾沫，手指绞着衣角。妈妈说过，不能吃陌生人的东西。可是那香味像钩子一样，勾住了他全部的注意力。

    “我……我不饿。”聂刚小声说，眼睛却死死盯着糖。

    “怕啥？我是你爸厂里的同事，他让我来接你。”男人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你爸是不是叫聂长发？在县里木材厂干活？”

    聂刚愣了一下，爸爸确实在木材厂，名字也对。他心里的警惕松了一小半。男人趁机把米花糖塞进他手里：“快吃，吃完叔带你去找爸爸，他今天发工资，说要给你买新书包哩。”

    新书包。聂刚彻底放下了戒备。他咬了一口米花糖，甜得发苦。男人粗糙的手掌顺势牵起他：“走，车停在那边巷子口。”

    太阳不知何时躲进了云层，风吹过空荡荡的操场，卷起几片落叶。聂刚被男人半牵半抱着往前走，糖还没吃完，他就觉得脑袋越来越沉，眼皮像灌了铅。男人的笑声变得忽远忽近，像隔着水传过来。

    “叔……我困……”

    “困就睡会儿，到了叫你。”男人的声音突然冷了下来，那只牵着他的手，不知何时变成了铁钳般的桎梏。

    聂刚最后的记忆，是被人粗暴地扔进一个黑暗、颠簸的空间。浓烈的汽油味和牲口臊味混合着冲进鼻腔，他想喊妈妈，却发不出任何声音。米花糖的甜味还在喉咙里，此刻却像毒药一样烧灼着他的胃。

    黑暗彻底吞噬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