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舞。

    这是母亲以前常说的一句话。她说的时候总是笑着的，眼睛弯成两道月牙，语气里带着一种笃定的、不容置疑的期待，好像“等我和姐姐长大了”是一件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像明天太阳会升起一样自然。

    但现在，“姐姐”已经不在了，“我”也快不在了。

    “等我和姐姐”这五个字，已经变成了一句空话，一个再也不可能实现的假设。

    车厢里安静了几秒。

    父亲的手指在方向盘上敲了两下，像是在犹豫要不要开口。母亲转过头去看窗外，窗外的街景在倒退，她的侧脸被夕阳染成了橘红色，轮廓柔和得像一幅水彩画。

    “妈咪。”我打破了沉默，用了一种尽可能轻松的、甚至有些欠揍的语气，“要不你练个小号吧，这样……”

    “啪。”

    母亲一巴掌拍在我的头上。

    那一巴掌很轻，轻得像一片落叶砸在头顶，甚至连头皮都没有发麻。但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物理意义——它在说：不许胡说八道。

    “苏柠！”母亲的声音提高了半个调，但尾音是颤的，“你再胡说八道，我就……”

    “就什么？”

    “就不给你做红烧排骨了。”

    “好好好，我不说了，我闭嘴。”我举起双手做投降状，脸上笑得夸张，但笑容的底下是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她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拉起我的手，攥在掌心里，攥得很紧。她的手心还是凉的，但指尖有了一些温度，大概是因为车里开了暖风——不，是冷风，六月的车里不可能开暖风。那温度是从哪里来的？

    大概是心跳。

    母亲的血液流到指尖，把她的体温传递给我，像是在说：你看，我的血还热着，你的血也还热着，我们都还活着。

    活着就好。

    哪怕只剩下一年。

    车子拐进了一条窄巷子，巷子两边是老旧的居民楼，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红砖。电线像蜘蛛网一样在头顶交织，晾衣绳上挂着五颜六色的床单和内衣，在风里飘来飘去。

    我们家住在巷子的尽头，一栋六层老楼的五楼。没有电梯，楼梯间的灯是声控的，但感应器不太灵敏，经常要跺好几下脚才会亮。

    父亲把车停在楼下的车位上——其实不是正规的车位，就是一块被居民们默契地空出来的空地，地上用白漆歪歪扭扭地画了一个框，框里的“停”字已经模糊得只剩一个“亻”了。

    “到了。”父亲熄了火，解开安全带，但没有立刻下车。他坐在驾驶座上，两只手还握着方向盘，像是在握着什么重要的东西，舍不得松开。

    我推开车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六月的南城像一个巨大的蒸笼，空气里弥漫着灰尘和油烟的味道，混着远处某户人家炒菜的葱花味。

    “走吧，上楼。”母亲拎着袋子走在前面，步伐很快，一步两级台阶。

    我跟在后面，走得很慢。不是因为累，是因为我想记住这条楼梯——从一楼到五楼，一共八十八级台阶。我在这个家住了十七年，走了无数次这条楼梯，但从来没有数过有多少级。

    今天数了。

    八十八级。

    一个很吉利的数字，但放在我身上，有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

    推开家门的时候，一股熟悉的、混合着洗衣液和旧家具的味道扑面而来。客厅不大，二十来平米，摆着一张沙发、一个茶几、一个电视柜和一台三十二寸的液晶电视。电视柜上摆着几张照片——有我满月时的，有苏滢小学毕业的，有一家四口的全家福。

    全家福里的苏滢十三岁，我九岁。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扎着马尾辫，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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